传统文学批评叙述明代诗文流变,大体分为复古与反复古之争,复古者为李、何、王、李诸人,反复古者为王、唐、归、徐、汤、袁、钟诸人。《明史》将七子的文学主张简单总结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钱谦益《列朝诗集》痛诋七子的复古,而为公安袁氏张目,视公安、唐宋派为复古派的对立面。由于钱氏诗文在清代被禁,《四库全书总目》对钱氏之论作了回驳,对复古尚有持平之论。但不管怎样,钱氏及《明史》文苑传序的影响是巨大的,后人多依据其观点对明代诗文作判断。
夏崇璞(1922)重拾清人旧说,把复古与唐宋派、公安派视为冰炭 。吴重翰(1949)认为唐人复古尚有创造性,明人之复古则诚复古,复古与反复古之论战,复古派归于失败 。周作人、任访秋等五四新文学者由于受时代思潮的驱使,对公安、竟陵诸子尚能摆脱前人成见,做出新评价,然对复古派则沿袭成说,一味贬低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9)都称复古为拟古,并从进化论的角度加以批评。
较早对复古有同情之论的是朱东润和钱基博。朱氏(1930)首先发掘出明人复古之新意,认为复古不是守旧,在动机方面尤有天渊之别,复古与革新相为表里,而与守旧格格不入,并认为李梦阳对于诗的认识有为一般人所不能梦见者,近人言一切新文学之来源出于民间,李氏四百年前已有此论,其见解之卓绝,诚可惊叹 。钱基博是一个旧派学者,对复古派尚有好评。《明代文学》(1933)认为中国文学之有明,犹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明之有何、李复古,以矫唐宋八家之平熟,犹唐有韩、柳之复古,以救汉魏六朝之缛靡,有往必复,亦气运之自然也。钱氏摆脱一偏见,然褒复古而诋公安、竟陵,与沈德潜《明诗别裁集》意见相同。
1949年以后,大陆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复古与三袁也就更加水火不相容了。社科院文学所与游国恩等所编两部《中国文学史》都把复古派作为公安、竟陵的对立面进行论述。
1957年,茅盾《夜读偶记》发表,他试图把中国文学史简化为一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然而他也提出了与当时学术界普遍不同的观念,认为前七子的复古运动正是针对当时阿谀粉饰,不痛不痒的文风而发,因此"我们不能把前七子的复古运动,看成仅仅是“文体“改革运动,而必须充分估计它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意义" 。较早注意到茅盾这一提法的是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1960年,他在《立命馆文学》180期发表了《李梦阳的一个侧面--古文辞的平民性》一文,论证了李梦阳复古主义文学的"平民性",提出了跟国内文学史家大相径庭的见解。此文经章培恒翻译刊登在1982年第2期《文艺理论研究》上,自此以后,国内研究者对复古派的态度开始逐渐改变。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禁锢逐渐松弛,学术研究出现多元化局面,于是研究态度也逐渐由过去二元对立、斗争哲学逐渐转向追求和谐,这一点在复古派与公安派的关系上表现尤其突出,研究的结果是,过去森严的壁垒逐渐弱化,对立双方走向交融。章培恒和他的同事们对复古派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章氏(1986)认为晚明以李贽为代表的肯定人的欲望,要求个性自由的文学新思潮并不是在晚明突然产生的,它至迟萌芽于明正德年间,作为这一萌芽的代表,乃是前七子之首的李梦阳 。陈建华(1986)也认为很久以来,文学史上对李梦阳的评价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指责他的"复古"是"拟古",把他置于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为代表的晚明新文学的对立面。认为李梦阳对"存天理、灭人欲"这一理学根本信念进行了批评,提出了"理欲同行"的理论,他的文学理论以真情为核心,与晚明文学思潮是相通的,李贽、袁宏道等人对李梦阳推崇备至,把他看作一位先驱者。 谈蓓芳(1989)认为作为后七子羽翼的末五子之一屠隆的文学思想是从李梦阳过渡到晚明文学思潮的枢纽,李梦阳作为晚明文学思潮的先驱,不仅其文学思想与晚明文学思潮有不少相通之处,而且发展脉络也是清楚的,并认为晚明文学思潮从李梦阳到屠隆再到袁中郎前期,是向上的发展,从袁中郎后期到竟陵派是向下发展的。
冯天瑜、周积明(1985)在批判明代复古主义文学摹古、拟古的同时,也承认前后七子对"台阁体"的批判,不但具有文体改革的意义,而且蕴含着一定的思想解放的意味,这一潮流与唐寅、文征明、祝枝山等以"放诞不羁"与专制统治抗争的狂放主义,王阳明的心学运动遥相呼应,具有朦胧的个性解放的色彩。 侯毓信(1985)认为李梦阳的文学思想相当繁杂,并非简单地扣上"复古主义"的帽子就能概括,"情真"说的提出,使他重视民歌,同文学史上的"缘情"说基本一致。 陈书录(1988)认为前后七子的审美情感论经历了"因情主格"到"兴、趣、意、理"再到"发抒性灵"的三个阶段,完成了从格调说的旧质到情感论的新质的演变,以性灵悠游的奕奕风神迎接晚明文艺启蒙思潮的曙光。
廖可斌(1991)认为明代中晚期通俗文学兴盛的局面,是由前七子始开风气的,明中叶的复古运动虽被后期的进步思潮超越、扬弃,却是它不可缺少的先导,是明代思想界由倡理而贬情的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向"以情反理"的进步思想潮流兴起时期的重要过渡阶段。 范嘉晨(1993)认为前后七子与公安派并非两两对立的文学流派,两者都崇情抑理,都提倡文学革新,所不同的只是革新的方式、途径及流程而已,公安派是在七子启迪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史小军(1993)认为七子的复古运动是一场以复古为求新的文学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而非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的运动,反台阁、反八股、反理学、复兴正统文学汉唐气象和求真、求情、重视民间文学等作为其破旧立新的两个重要方面,共同形成了复古运动的内容和目的。 另外,他把明七子的复古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联系起来。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1994)一书是关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的力作,它把明代复古运动作为三次高潮来叙述,即前七子、后七子和明末陈子龙等三次复古运动,将明代复古运动放到明代文学思潮以至整个中国文学思潮发展史的广阔背景中进行考察,认为复古运动打破了明前期以至整个思想文学领域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沉寂局面,开启了明后期浪漫文学思潮和进步思想潮流的先河,是明代文学思潮和思想发展由前者演进为后者的必要过渡。明末,由于民族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晚明浪漫主义思潮及整个进步思潮趋于低落,复古主义再次回归,这次回归客观上有助于晚明浪漫主义思潮及进步思想进行自我反思,转而更关注社会现实,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想成就,就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台湾地区学者对七子派也颇为关注,张健、龚显宗、邵红、简锦松等人都有著述,他们比较集中研究七子派的诗论。此外,有些虽然不是专门研究七子派的论文,也提出有见地的观点。如周质平(1984)认为,不能把七子的诗论与七子的诗等同起来,"评论七子诗论,往往以作品之短,而一并抹杀了理论的价值。"实际上,七子也提倡"质实"、"真情",反对矫揉和雕饰的。 持论相当平正。香港地区陈国球的硕士、博士论文都是以明代唐诗学为研究对象,此方面论文甚多,如《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 等,专著则有《胡应麟诗论研究》(1986)和《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1990),其研究见解独特而论证平实深入,是较有代表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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