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谁在诗歌最早推崇杜甫
杜甫(七一二-七七零),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县),是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一生除了做过短期的左拾遗和华州司功参军等小官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漫游和辗转中度过。他独特丰富的生活经验决定了他的诗多取材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密切结合,从而形成了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特色。而在杜诗中现实主义特色表现得最突出、最充分的就是杜甫的叙事诗。因为在他之前的文人写的叙事诗是很少的,叙人民的诗更少。而杜甫的叙事诗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真实、深刻、细致地描写了“安史之乱”前后劳动人民颠沛流离的生活,抒发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他的诗也因此被后人誉为“诗史”。
在这里我就针对杜甫叙事诗的艺术特色作以下几方面的论述:
第一,杜甫的叙事诗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在他的许多著名的叙事诗中都可以看到他很善于选择和概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
比如《兵车行》中“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便道出了千万征夫戍卒或相同或相似的遭遇;
“三吏”、“三别”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范例。例如:《无家别》里写乱后乡里的面目:“园庐但蒿藜”,“但对狐与狸”。作者通过“蒿藜”、“狐狸”两个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描写出了人烟灭绝、田庐荒芜的惨象。写无家可归的士兵心理:“近行只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将士兵的伤感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情景交融,人物塑造与环境描写相结合,在短短的篇幅中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以一人反映当时战区人民的共同遭遇。
再以《羌村》来说,虽然写的是诗人自己乱后回乡的经历,但是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家人相逢的场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欷歔”的场面反映的绝对不只是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另外诗中“儿童尽东征,黍地无人耕”的现象在战乱时遍及整个北国农村,何止羌村!《羌村三首》通过北国农村之一角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杜甫的这些诗之所以千百年来都一直令人感到惊心动魄,其秘密就在于它是现实生活高度集中的概括。杜甫还善于把巨大的社会内容集中在一两句诗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能震撼人心,就因为它以精炼的语言概括了社会现实中尖锐的矛盾,写出了统治阶级铁案如山的罪证。另如:“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等同样是以高度集中的概括而“力透纸背”的名句。
第二,寓主观于客观。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是明白说出。这是杜甫叙事诗的最大特点,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领。因为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克制自己激动的情绪,具有冷静的头脑。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除了“吏呼一何怒!”二句微微流露出诗人爱憎之外,全诗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作者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都融于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去感染读者。诗中“有吏夜捉人”一句是全篇的提纲,不说“征兵”、“点兵”、“招兵”而说“捉人”,这是最如实最客观的描述,但是从中却不难看出作者的讽刺、批判之意。句中的“夜”字表明官府捉人之事时常发生,因百姓白天躲藏或反抗,无法捉到,故而夜间来捉。表明县吏“捉人”的手段狠毒,于百姓入睡的夜里,来个突然袭击。在这里诗人只字未提黑暗残暴,但黑暗残暴之令人发指,已自在其中。
但凡成功的的文学作品,它的倾向性应当从场面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是特别地把它指点出来。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丽人行》也是这样一篇成功之作。这篇歌行从头至尾诗人都采取了《陌上桑》那样的乐府民歌的形式,具体刻画了杨国忠兄妹的服饰、饮馔和行动。态度严肃认真,但就是在这一本正经的咏叹中揭露了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的生活,从而获得了比一般轻松的讽刺更为强烈的艺术批判力量。
第三,善于运用对话并将人物语言个性化。为了把人物写得生动形象,杜甫继承学习了汉乐府民歌的表现手法,常常运用对话或人物独白,并做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这类作品很多,现以《新婚别》为例来说明。这首诗写的是一位新娘子的独白:
菟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
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
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
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此诗采用独白的形式,倾诉新娘对新郎的肺腑之言,读来真切感人。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在这里也犹为突出。诗中的新娘子是个刚过门的新嫁娘,过去和丈夫没见过面、没讲过话,故而语气显得羞涩,有些吞吞吐吐。这明显表现在开头两句:“菟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新嫁娘的这番话不是单刀直入,而是用比喻引起。这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份和精神面貌。
从“父母养我时”到“形势反苍黄”句,新娘子的话题转到关心丈夫的死活,表示了对丈夫的忠贞,要和他一同去作战。这段话刻画了新娘子那种心痛如割、心乱如麻的矛盾心理,非常曲折、深刻。
从“勿为新婚念”到“与君永相望”句,新娘子经过一番痛苦的倾诉和内心剧烈的斗争后,终于从个人的不幸和对丈夫的关切中解脱出来,一变哀怨沉痛的诉说为积极的鼓励,不象开始时那样吞吞吐吐,话说得痛快多了:“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使一个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跃然纸上。
在《新婚别》中,诗人化身为新娘子,运用了极富个性化的语言,使人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第四,采用俗语。这是杜诗语言的一大特色。杜甫在抒情的近体诗中多用俗语,但在叙事的古体诗中则更为丰富,关系也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叙事诗许多是写人民生活的,采用一些俗语更能增加诗的真实性和亲切感,并有助于突出人物性格和语言的个性化。
比如同是一个呼唤妻子的动作,在《病后过王倚饮》一诗中,杜甫用的是“唤妇出房亲自馔”,而在《遭田父泥饮》中,却用的是“叫妇开大瓶”。“叫妇”这一俗语更显示田父的本色。其他的还有《兵车行》中的“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被驱不异犬与鸡”等句清新自然、明白如话,是杜诗中运用俗语非常突出的一篇。这些俗语的运用给诗增添了明快而亲切的感染力。《新婚别》中“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也是很生动的运用俗语的例子。另外,像《前出塞》中的“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更是将俗语运用到极致。
第五,细节描写。杜甫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显示事物本质和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便是一处细节描写。这两句透露出统治阶级强加给百姓们的精神桎梏,但是压是压不住的,下句就终究引发出诉苦之词。敢怒而不敢言,而后终于说了出来,这样的一阖一开,把征夫的苦衷和恐惧心理表现得极为细腻逼真。又如《石壕吏》,用“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这一细节暗示出老妇竟被拉走充军的惨剧。《丽人行》中用“犀助厌饫久未下”这一个小动作来刻画那些贵妇人的骄气。
诗人细节描写最出色的是《北征》中写他的妻子儿女的一段:
┅┅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风,颠倒在短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冽。粉黛亦解苞,衾倜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竟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
在这里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小儿女的天真烂漫,而且也烘托出他自己的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
以上所述特点在杜甫的叙事诗中往往是同时出现的。正是这些特点的综合运用才使他的诗立足于生活,直入人心,剖精析微,准确传神地表现出他那个时代的真实生活,反映出劳苦人民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无穷辛酸和灾难。由此可见,他的诗博得“诗史”的美誉,决不是偶然的。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综观杜甫一生思想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国学宝典中杜甫的介绍
[又名:杜工部,诗圣] 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曾祖依艺为巩令,因居巩。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后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安禄山陷京师,肃宗即位灵武,甫自贼中遁赴行在,拜左拾遗。以论救房琯,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乱,寓居同州同谷县,身自负薪采梠,哺糒不给。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赴。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武与甫世旧,待遇甚厚。乃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枕江结庐,纵酒啸歌其中。武卒,甫无所依,乃之东蜀就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蜀帅相攻杀,蜀大扰。甫携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亦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综观杜甫一生思想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国学宝典中杜甫的介绍 [又名:杜工部,诗圣] 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曾祖依艺为巩令,因居巩。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后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安禄山陷京师,肃宗即位灵武,甫自贼中遁赴行在,拜左拾遗。以论救房琯,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乱,寓居同州同谷县,身自负薪采梠,哺糒不给。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赴。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武与甫世旧,待遇甚厚。乃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枕江结庐,纵酒啸歌其中。武卒,甫无所依,乃之东蜀就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蜀帅相攻杀,蜀大扰。甫携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亦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
说到杜甫,总离不开成都草堂。其实这里既不是杜甫的故乡,也不是杜甫的墓地,杜甫不过在这里住过几年,却成了文学史上一块圣地。想想也不奇怪,许多名景、名寺、名楼,因一首诗,某个文人而脍炙人口,如我们熟知的江南三大楼不就是这样。杜甫被后人称作诗圣,流传下来的一千多首诗中,有二百多首就写于成都草堂,既有无数的清词丽句,更有杰作《茅屋被秋风所破歌》,草堂得享大名,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草堂在成都西边,百花潭北,浣花溪西,临近锦江,可以望见江上的船帆,和终年积雪的西岭。占地约一亩,以一株二百年的大楠树为中心,筑有一堂,一亭,一槛,还辟了一个药圃。尽管简朴,杜甫筑之也不容易,前后费时差不多二年,多是靠朋友的资助才得以完成。有一个朋友答应资助,但迟迟没下文,杜甫就写诗去催。见到韦班有好瓷器,也写诗索要:“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诗好,还让我们知道当时蜀瓷的精美。就是这样,杜甫靠朋友,东借西凑,草堂总算筑成了,有了一个暂可栖身的地方。草堂虽然简陋,却是一代诗魂的蔽护所。
杜甫入蜀是逃避战难。从战火连天的中原来到这个天府之国,见到“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对溪鸠对沉浮”,“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心情自然是欣喜万分,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都引起他的羡慕和热爱。在这个时候写了不少优美的歌咏自然的诗,诗风一变,在沉郁之外,又多了一份清丽。我们读这些诗,好像听一首田园交响乐一样,相对安定的生活,给杜甫暂时的休整,亦相对显得“慵懒”,《江村》一诗中,最能表达当时的心态: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欧。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其实,这只是刚从苦难中走出,一时的愉悦心情,杜甫毕竟是杜甫,不会因个人的安逸而忘却人民,再说目前相对安定,还谈不上是安逸,这不,不久一秋吹风吹走茅屋上三重茅,杜甫吟出了他最著名的杰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仍然忘不了广大的贫苦人民。
杜甫走后,草堂换了主人,渐渐破败,直至五代韦庄将草堂修辑一新,从此草堂成了纪念杜甫的地方,历代均有修辑或增建。杜甫写过不少草堂及周边环境的诗,如果我们按诗寻景,大多会失望。因为以前的草堂在城郊,现在的草堂却在城内,四周全是高楼大厦。现在的草堂也不再是占地一亩的,成了一个占地三百多亩的大园林。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杜工部祠景区,是杜甫的祠堂;草堂复完区,是按杜甫草堂原修;古迹区,是唐代民居的遗迹。工部祠庄严,草堂区简朴,古迹区古老,大致构成中轴线,分散在园内,同共构成一个时光道,让我们一步步走近杜甫。
<2>
杜甫一生只做个几年微不足道的小官,但在后人眼中这位诗圣比所有大官贵人更高贵,所以就把工部祠第一座建筑,称之为大廨;廨是官署。厅中有一杜甫铜像,是钱绍武先生的作品,让人一见难忘。杜甫诗风沉郁,忧国忧民,一生穷困,给人的印象多是一付落魄的样子,作者就是通过这一印象,勾出一个非常神似的杜甫形象:骨瘦如柴,衣薄如纸,跌坐在地,仰望苍天,神情悲苦,一面哀悯。在悲苍生之不幸,还是自哀材大难为用?将个人的苦难和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巧妙地揉合一起,这是作者的高明处,也是神来之笔。不必再读杜诗,不必再看唐史,你就明白杜甫为什么能称诗圣,其诗为诗史了。我认为这是草堂众多杜甫像中最出色,最经典的一座。
大廨里有许多或凭吊或纪念的对联,我最喜欢清代学者顾复初写的一对: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蟠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异代不同时”是杜甫怀念宋玉的诗句,作者巧妙借用,把缅怀、追思、景仰、惋惜之情自然融入其中。上问下答,对仗工整,寓意深刻,很是大气。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落魄的杜甫别说龙蟠虎卧,就是过上安稳的小日子,养家糊口也难,但在艺术王国,在精神领域里,杜甫绝对是龙蟠虎卧的诗客,是大写的人,纵观文学史可以和杜甫比肩者实在寥寥无几。
曹丕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巴尔扎克在拿破仑像下提字一行:我要用笔来完成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问如此江山,龙蟠虎卧几诗客,月白风清一草堂,能不能长留天地,倒是末节。草堂不过是一个符号,杜甫才是内容。不知身后虚名,对一生苦难的杜甫能不能带来一点安慰,但杜甫却是所有后人的骄傲。我为杜甫的际遇叹息,更为杜甫的伟大心折。
穿过诗史堂,见一溪流水在面前绕过,上有一桥。小桥左边翠竹成丛,水槛掩影其中;右边曲径通幽,是为花径;跨过石桥,迎面是柴门。水槛、花径、柴门,都是杜甫草堂原有的建筑,杜甫也一一写进自己的诗中,早是草堂不可分割的部分。看到这些建筑,读着这些名称,感觉十分亲切。
真有意思。诗史堂前是大廨,命名严;工部祠前却来一道“柴门”,似乎又有点“儿戏”。我倒喜欢这样的安排,大廨出自尊敬,柴门却是本色。安排者似乎是有意让我们别忘了真实的杜甫:我们景仰诗圣,却不必视之为神。不上神台,不被神化,才是真正的态度。
柴门当然不是当初简陋的柴门,虽然现在也说不上华丽,上挂一联,是明人何宇度提写:万丈光芒,信有文章惊海内。千秋艳羡,犹劳车马驻江干。
对聊构思非常巧妙。“万丈光芒”,是借用韩愈诗: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的含义。下面对句是改自杜甫的“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杜甫本是自谦之词,说自已没什么大成就,惭愧客人白走一趟。作者把“岂”改成“信”,把“漫”改成“犹”,就成了对杜甫最好的赞美之词,也是表达了所有来访者的心声:正因为你有惊人的成就,一代一代的人才不远千里慕名而来。
读了这些好联,让我觉得所有的话都让古人给说完了,而且说得这么好,我们能说什么呢,再说在杜甫面前,我们又能轻言什么?最好是沉默,默默献上一瓣心香和敬意。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何绍基留下此联,现在却不知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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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最有吸引力,最让人遐想,当然是杜甫当年居住的草堂,我们想看看草堂是怎个样子,都想知道杜甫当年是怎样生活的。工部祠毕竟是祠,总隔一层,让人不能贴得太近。为了满足这个愿望,工部祠后面,尽量按原颜复完了杜甫草堂。草堂非旧有,但意义不变,一样足以寄托幽思,浇心中块垒。
除却裘马轻狂的青少年时期,杜甫一生可谓饱受人间的苦难。长安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我们分明感受到,为了抱负,更为了生活,杜甫饱受人世间的种种屈辱。安史之乱,携家避难,更是惶惶如家之犬,后独自奔赴灵武不幸陷于敌军,随后从长安舍命偷走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狼狈得无以复加。虽然得授左拾遗小官,不久对勾心斗角的政治失望,举家入蜀。安史之乱后,离蜀回乡,一直流浪江淮之间,直到病死。
由此可见成都草堂一段时期,实是杜甫落魄一生中,较为安稳的日子。诗风渐少长安开创的写实长篇古风,写了许多优美,清丽的律诗绝句。让读诗的后人对这段日子,对草堂的内内外外,充满了一种美好的想象,尽管,明知杜甫在蜀的生活,也难说得上是安稳,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却总是希望这所简陋的草堂,能给诗人一个庇护,能给受尽苦难的诗人一点浮世的安抚,我们都愿意相信,相信杜甫在这里过得还不错——我们只好这样想了。我说不出自己这是出于一种怎样的感情,在纷至沓来的思绪中,一步步走近杜甫草堂。
首先扑入眼帘,是夕阳下一座茅草亭,内竖一碑,上书“少陵草堂”四个大字。我不懂书法,但见字迹苍劲有力,应是好字。杜甫在诗中尝自称为“杜陵老野”,“少陵野客”等,所以后世多称其为杜少陵。紧接着一座以矮矮的篱笆围成的院落呈现在前面。敞开的柴门非常简陋,但院落甚为整洁,后面是三间开的一座茅草房。一堂二屋,结构简单,茅檐低小,极之简陋。
由杜诗可知,草堂前原有一株二百年的楠木,在杜甫居住期间就为风雨所折,现在补种了一株(不知是不是楠树),除此之外,院落中再无花草点缀。我喜欢这份简单,这种平实,哪怕是最美观的布置,在这只会是多此一举,花巧反而会破坏了草堂的浑朴,一如杜诗的浑然沉郁是来自精神和思想,不是词藻的华丽。简单才显丰富,质朴更见大气。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淡淡的余晖,真的点染出一层灿然的金色,眼前这清寂的院落,简陋的草堂,竟似一幅淡墨轻写的文人画,简单的画面流动的永远是一段耐人寻味的情怀。
杜甫一家几口挤在一起,显然并不宽敞,也足见杜甫生活的困逼。在这样的环境下,杜甫依然照故更为困难的人。搬离草堂后,杜甫将旧居让给别人居住(765年,杜甫还乡,途中在夔州滞离了二年,住在瀼西一所草堂里。不久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依惦记着那个无依无靠的邻居。旧居前有几株枣树,杜甫一向是任邻人打枣,不但不干涉,反而怕别人多心,对人更显亲切,朋友入住后,便加了疏篱,为此杜甫曾两次写诗给朋友,婉转规劝。诗写得很朴实,很感人: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又呈吴郎》
我们读《茅屋被秋风所破歌》,固然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精神所感动,但毕竟这只是愿望而已。俗语说知易行难,但从这首《又呈吴郎》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个知行如一的杜甫,也不会怀疑杜甫那种愿望的真诚。古人讲究先为人,后为文,确实有其颠扑不破的大道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