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宋在汴京失陷南逃定都临安后不久,政界中主战论与主和论尖锐对立,而中原地区已委之于异民族。许多人成为被逐出故乡的流亡之身的现实,唤醒了人们心胸中激烈的悲愤之情与民族意识。因此,不久后,绝响已久的豪放词派再兴的机运产生了。
其中最重要的词人是辛弃疾,他生长于金统治下的山东,加入了反抗压迫政权的义军而战斗,后来返归南宋。他性格刚毅而富于文武之才,然而因是个彻底的主战论者,故而遭到主和派的憎厌而不遇。
他的词作,寄托有备尝殆尽的亡国之痛,与收复中原的悲壮心愿,而极尽激烈豪放。然而作为其支柱的仍是纤细而敏锐的感受性,那种调子具有另一种意味的潇洒而典雅的风格。他也作了不少写景咏物的优秀作品,而同样尤多假借风物以述忧世之志与人生议论之作,还时时表现出近于散文的手法,也因此被评为“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论为词”。
取其号被称为稼轩体,而成为豪放派典范的那种词风,可以说更大地扩展了由苏轼取得新开展的词之领域,然而其反面,又不可否认,词的特色因此而变得淡薄了。无论如何,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领袖,是代表南宋的大词人。
这一时期与辛弃疾共同被列为豪放派的有张孝祥、朱敦儒、陆游等。其中张孝祥英年谢世,然而其歌咏收复中原热情纯粹的慷慨之作品尤多。朱敦儒较辛弃疾年辈略先,被金兵追逐而南逃。他年青时词多柔婉,在身历目睹国难的中年以后,转而歌咏忧国心情,然而不如辛弃疾激烈,总的看来较沉郁。特别是在为政情所苦的晚年,于平淡之中带有虚无的意味。
陆游作为诗人是宋代的代表作家,作为强硬的主战论者,其词也满溢着激情,晚年时同样表现出闲淡的词境。
绍兴十一年(1141)经高宗与宰相秦桧之手,对金和约签订了。一度的和平一旦被保住,富饶的江南地区之经济就进展了,主战论的热情被束之高阁,民心向往奢侈与享乐。在这种风气中,继承周邦彦传统的婉约派又表现出兴盛的活动。相对于豪放派重视述志之词,结果使词与乐曲逐渐分离,他们在表现上争艳斗丽,在音律上悉心钻研,代表南宋前期这种倾向的是姜夔与史达祖。
姜夔未能登进士第,一生无官而游于江南,在各地得到资助而度过一生。他虽然晚年也有唱和辛弃疾之词,不无忧国之调,然而他的本领仍然是吟咏艳情风物的唯美之作。较之贺铸、周邦彦,他用典较少,以自创新意之修辞为支点的高格调,被视为有“清空”之趣。特别可注意的是,姜夔多自度曲,在词旁注记乐谱的作品,在其词集中出现17首,17首作品,成了今日为复原当时的曲调所存的,唯一的贵重手稿。
后期,所谓“文人墨客”,宦途无成,而凭其诗文书画等艺术才能游历各地度过一生之风气,在姜夔之后愈益兴盛,这成为南宋中叶后一种社会现象。
为这种阶层之出现带来可能的,不言而喻,是成熟的文化以及支撑它的丰饶的经济能力,然而不管怎样,在那样的文人墨客中,虽然其优秀的一部分,以无官之身而同时兼为风流名士,能保持恰如其分的社会地位;然而另一方面,渐近于帮闲与游艺者的,也为数不少。于是在这类文人们的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出卖品的艺术技能中,词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以词为职业的专门词人多有产生,他们成为南宋后期词的承担者。
这类专门词人的特征是几乎都有唯美倾向,工于音律修辞而极尽精致,这种倾向在前此的姜夔、史达祖身上已能窥见。豪放派的词至辛弃疾,愈益失去其相对于诗的特异性,可说仅仅采用词的形式,而前述倾向,与之相对而有一种再度追求词的独自境界,使之鲜明的冲动。同时,由于把词作为专门的商品,又有了增大其稀少价值的动机。
达到这一风潮顶点的是吴文英,他也是位经常往来于苏、杭之间,同时而成为各地权要之门客的游士,晚年的情况不很清楚。吴文英也多自度曲,成为其词风基调的,是一种沉郁的柔情。然而其想象、表现、造句,均极尽华丽而曲折,同时又使他的词变得极其晦涩。词至吴文英,可说是极尽其象征性之能事。然而同时也愈益特殊化,成为脱离一般人的东西。
这一时期属于豪放派的词人,仅可举出刘克庄之名,而其风格不出辛弃疾之流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