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 的历史地位与重大贡献
诚然,贞观君臣学士最早对唐朝诗歌进行纠偏改良,倡导中和雅正的文学,一改六朝浮艳轻靡的文风,使诗创作走向清丽典雅的道路。可惜上层贵族的创作多以奉和应制与歌功颂德、游宴唱酬而愉悦性情为总归,这种改革实质上只是一次宫廷文学的内部调整,其意义在于为唐诗的开创清扫了道路。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寒素诗人崛起于诗坛,才真正为唐诗的创建带来勃勃生机。他们在唐诗发展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共同反对上官仪之流的文风,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在客观上和“上官体”形成了对立的局面,表现了改进齐梁诗的新局面。四杰诗和那些写应制诗或入朝诗见长的上官体不同的地方,即是文风的纤细与否,是与其内容上的根本歧异有关的。上官体局限在描写大臣生活的狭小圈子里,限于单纯描写殿苑风光,用空虚的词藻歌颂皇帝和皇族,内容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是它的毒素的所在。而四杰诗的题材范围相当宽广,它的表现力的深度和感情也较为接近人民。尽管他们也无法避免封建文人的命运,不能不匍匐在帝王的膝下,但不同于一般的宫廷文人,他们进入仕途的目的不是单纯的个人物质福利和享受,他们渴望建功立业,也不是以文事人,仰人鼻息,而有着独立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这种复杂性也就决定着他们诗歌内容的特殊状态。明代陆时雍《诗境总论》评云:“王勃高华,杨炯雄厚,赵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代六朝锦色。”所谓“六朝锦色”,是指他们的诗仍有六朝宫廷诗的斑斓色泽,但是宫廷诗风毕竟不是他们诗歌的主导倾向,他们文化生活的价值在于承袭基础上的革新:“正如宫诗体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道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汉。”②四杰都重视抒发情怀和不平之气,面向市井,写个人生活情怀,也写沧海桑田的感慨,思索人生的哲理。在仕途上,他们都坎坷不遇,背景离乡,辞亲远游,过州历府,聚集京都,结交天下豪俊,渴求达官显贵,进而科举应试,为人府属,外出做官,甚至从军边塞。梁实秋有云:“年小而名高,命运多坎坷。”而正因为这样,使他们接触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大大扩展了生活视野,激发起广泛的创作激情。同时也促使他们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隘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内容,使诗歌摆脱了颂隆声,助娱乐的虚套,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的诗风,推动了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位初唐诗人,他们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下的雄杰之气。他们以才子齐名出现于文坛,提倡刚健骨气,被称为“初唐四杰”。他们共同反对上官体的纤微雕刻、绮错婉媚,提倡刚健骨气,成为初唐诗歌准备时期的一股新生力量。而四个人的创作个性又有所不同,其中,卢照邻、骆宾王长于歌行,王勃、杨炯长于律涛。“四杰”作诗,重视抒发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在古体和歌行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初唐四杰”对唐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题材、内容的大。他们把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廷转为走向市井,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寒漠,如杨炯《从军行》。并且诗中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格调气势,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飞扬,较早地开启了新的诗风。有的诗篇有一种昂扬的抱负和气概,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羁旅送别之作和边塞诗中,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二、对诗的格律形式作了有益探索。首先,五言八句的律诗开始初步定型,尤其是王勃、杨炯的五律,追求对偶的整齐和声律的协调,感情相对稳定,具有一种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杨炯的五言律已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对五言律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其次,古体和歌行体特别是卢照邻和骆宾王的七言歌行已趋向完备化,气势宏大,视野开阔,有刚健之气。如卢照邻的《行路难》、骆宾王的《帝京篇》。 当然,“四杰”诗风亦属“当时体”,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但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是从他们开始形成的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340513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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