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首诗是描写泰山最经典的古诗
传为汉代人应劭所著《泰山记》当为泰山专著之滥觞,惜其书早已失传,仅在《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古籍中留下片断,据周郢统计,自《泰山记》乃至1949年,泰山专著共127种。自《泰山记》后至明代,见于著录的仅有北宋刘跂的《泰山秦篆谱》。有明一代泰山专著开始大量问世,共有30种之多,其中最著名者当属汪子卿《泰山志》和查志隆《岱史》。
有清一代,泰山专著更加繁荣,共计53种,使泰山研究出现了一个全盛时期。其中以聂鈫《泰山道里记》、金棨《泰山志》和唐仲冕《岱览》最为著名。
民国时期,泰山专著共胡42种,亦属洋洋大观。如王连儒《泰山游览志》、胡君复《泰山指南》等。值得关注的是高宗岳《泰山药物志》,专录泰山所产中草药,在历代泰山专著中别具一格。这一时期最为权重者当属泰山学者王价藩、王次通父子编辑的大型文献《泰山丛书》。
1949年后,大陆与港台地区的学术界对泰山的研究均有所开展。大陆在此后三十年中,有多种泰山著作与论文刊出,其中顾铁符、俞剑华、张鹤云、何幼琦等一批文史专家分别从不同领域对泰山文化的有关内容进行揭析,深得精要;郭沫若的泰山为“中华文化史局部缩影”之论说更为人所熟知。但这一时期泰山人文研究的力作相对较少,许多重要领域的探研或呈空白,或现停滞。而同一时期的泰山自然科学研究却不断深入,地质、气候、水文、土壤、动植物等方面成果众多,其中关于“泰山向”古代断裂带、张夏寒武纪地层剖面,“泰山群”古代变质岩等课题的研究, 均有重大突破。
此时在港台地区,苏雪林、凌纯声、饶宗颐、余英时诸人精研义理,深造有得,他们从世界文化的宏大范围中,探索泰岱文明的源起和形成,这种贯通东西、纵横联系的研究方法,使泰山之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七十年代末至本世纪结束,随着大陆文化事业的复苏,泰山研究也开始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不仅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活动广泛开展,中老年学者在学术上日趋成熟,年轻一代崭露头角;这使得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而且质量也有显著提高。举凡历史、文学、艺术、美学、文物考古、宗教、民俗、旅游及自然科学诸领域,泰山各个层面的学术课题均被触及。一些长期困扰学界的学术难关被一一攻克(其中人文研究中关于泰山封禅、宗教、石刻、文献的研讨与自然科学研究中关于红门醉心石质的探讨,都在学术界深有影响),新方法、新史料迭见层出,泰山的学术影响明显扩大。
纵观二十世纪的泰山研究,在中国名山研究或是区域文化研究中都是十分突出的。仅从人文研究而论,这一时期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的“在山言山”,只将泰山研究拘囿于方志编纂、艺文辑录与金石考订的格局,逐渐从微观走向宏观,从封闭走向开放,力求将泰山文化投置于中外文化的大背景中去审视,由此进而厘定其文化的地位与特色。一些新的方法如“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皆被广泛采用,使泰山研究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生机与活力。这些新方法、新材料的引进、挖掘及新学科的切入,无论是对泰山文化的总体评估, 还是对泰山一些具体课题的考论,都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可以说,二十世纪是泰山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泰山学”的提法也由此得到越来越多学人之认可。当然,与同是勃兴于这一世纪的甲骨学、敦煌学、红学这几门显学相比,泰山研究无论其深度和广度都相形见绌,难与争胜;与同属名山文化的五台山研究相较,也有着明显的差距。如泰山著述中的名胜、封禅等等,其内容颇多重复,陈陈相因,殊乏新意,而有些具有更高价值的课题如“泰山通史”,“泰山文化史”,“泰山文学史”“泰山学术史”皆乏人问津,殊为憾事。凡此种种,皆当“诚望杰构”于二十一世纪之“来哲”(借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题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