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
　　高度的艺术成就.
　　广泛开拓的诗境.
　　广泛的思想存留.
　　宋词：
　　起源于唐朝民间.叫"曲子词".后文人改为抒情诗样式,经五代渐成熟.还有诗余,乐府,琴趣的别称.特点句式长短不一,所以又叫"长短句".
　　一.词分为三类:1.小令:58字以内;2.中调:59--90字;.3.长调:91字以上.
　　二.调分为四类:1.单调:不分段;2.双调:分两段;3.三叠:分三段;4.四叠:分四段.后两种少用.
　　三.1词牌与音乐结合成曲调名称;2.词牌与音乐脱离就成了填词的格式.3.词牌不是标题,与内容无必然联系.4.押韵对135句不严,对246句较严.5.词牌有800多种,常见的有100多种.
　　四.两大阶段:1.北宋;2.南宋风貌不尽相同.
　　元曲：六大特点
　　1、民间性。元曲是人民群众的戏曲，与圣殿神曲、宫廷诗剧不同，它是市民和农人的艺术；
　　2、广泛性。元曲题材极为广泛，绝不局限于朝政权位、贵胄家事之类，涉及士农工商，妇幼老弱各种人间生活。
　　3、深刻性。元曲反映各种社会矛盾深刻而直白，不以人情世态掩盖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
　　4、典型性。元曲塑造的人物形象，多样而复杂，既是现实生活的典型，又有人间普遍的理想；
　　5、曲折性。元曲有大悲剧，也有大喜剧，悲与喜相互转换、涵融，追求团圆结局；
　　6、艺术性。元曲以唱、做、念、打等艺术硬功将歌、话、舞、斗紧密结合，虚拟与实演相生，形态与神理兼备。
　　现代诗：1、内容上：美丽的想象，平凡中看到不平凡；
　　2、思想上：要写出动人的情意。就是说，要加入个人的情感和体会；
　　3、格式上：要分行，可以依句分行，也可以依内容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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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开始流行的诗体专称。有广狭二义：广义指唐宪宗元和以来各种新体诗文。狭义是指元稹、白居易诗中的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和包括艳体在内的流连光景的中短篇杂体诗。
古文词汇： 元合体
文学含义： 一种诗体格式
年代： 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
　　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开始流行的诗体专称。有广狭二义：广义指唐宪宗元和以来各种新体诗文。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认为元和以后流行的新的文风、诗风，是由韩愈等元和时的著名作家开创的，所以总称之为元和体。狭义是指元稹、白居易诗中的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和包括艳体在内的流连光景的中短篇杂体诗。《旧唐书·元稹传》说，元稹“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说明元和体即元和时流行的新体诗，专指元、白诗体中的一个方面及其模仿的作品而言。
　　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的并称。二人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文学观点相同，作品风格相近，在中唐诗坛影响很大。但在主题集中、思想深刻、形象鲜明等方面，元稍逊于白。对元白的评价，历来有扬有抑。扬者始自张为，抑者始自杜牧。
　　《新唐书·白居易传》载：自居易“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也说：“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元白并称，当时已行于世，又经杜牧在文章中正式使用，后世遂相袭沿用。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并称他们的诗体为“元白体”。　元稹、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二人文学观点相同，作品风格相近。他们强调诗歌的讽谕作用，写有大量反映现实的作品，都擅长于新乐府、七言歌行、长篇排律等诗体，注意诗歌语言的平易浅切和通俗性。在中唐诗坛上，元白的影响很大。《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论赞指出：“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但元稹诗在主题集中、思想深刻、形象鲜明等方面，都比白居易诗稍逊一筹。叶燮说：“元稹作意胜于白，不及白舂容暇豫。”（《原诗》）赵翼则认为:“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瓯北诗话》）
　　代表作家：韩愈、元稹、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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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本一统，一脉相承，又各有千秋，独具风情。具体特点就逐个百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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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618—907）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唐朝建立后，经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在开元、天宝之间，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成为强大的封建帝国，当时世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与此同时，各种内外矛盾，也在潜滋暗长。而唐玄宗却宠幸杨贵妃、高力士，日事宴乐游幸，将朝政交与李林甫、杨国忠两人处理，并骄纵野心勃勃的安禄山，养痈遗患，终于在天宝十四载（755）爆发了安史之乱，成为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此后，虽出现过“永贞改革”、“元和中兴”、“会昌中兴”，但不过昙花一现，作为中晚唐政治痼疾的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相争（后演变为宦官、朝官之争，宦官、藩镇之争）却愈演愈烈，民不聊生，终于导致懿宗乾符年间的黄巢起义。起义虽然被镇压了，唐王朝不久也就灭亡了。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唐朝则是我国古典文学的成熟、繁荣的时代。唐诗代表着唐代文学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古文是继先秦两汉之后，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唐传奇脱胎于六朝志怪，而演变为真正成型的文言小说；词和变文，则是唐代两种新兴的文体。

　　（一）唐朝的作家和作品

　　作家的特点、思想状况、文化素养，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风貌特征。

　　作家的特点。唐代新兴的庶族地主出身的文人，取代了六朝士族豪门成为作家的主体，使文学从宫庭和贵族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走向社会，走向市井，这是唐代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

　　唐朝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建中元年（780）以后，又推行两税法。六朝盛行的庄园制经济在唐朝相对衰弱，寄生于庄园制经济的士族地主的势力受到削弱，而庶族地主的势力迅速崛起。

　　在政治上，唐太宗、高宗为抑制士族豪门并抬高自己的地位，几次下令依现今官爵高低定等级，重修氏族谱牒。又以科举制取士，明经之外，进士试诗赋。“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诗之日盛，尤其一大关键。”（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7）这就为庶族地主跻身政治舞台，为中下层文人踏上仕途创造了条件。

　　与六朝的宫庭文人相比，唐朝的中下层文人生活天地广阔得多，阅历丰富得多，对社会现实和民间疾苦的了解也深刻得多。国家的强盛统一，中外交流的频繁，大大拓展了他们的视野。许多人或应举或漫游，足迹遍于大江南北，名山大川。不少人数赴边塞，几参戎幕。他们在政治上富于积极进取的精神，有的还参与改革，自觉地用诗文揭露时弊，干预朝政。这就使唐代文学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上，大大超越前人。在文学艺术上，唐代文人互相酬赠唱和，切磋琢磨，取长补短，蔚然成风。如初唐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李华、萧颖士、独孤及，中唐的刘长卿、韦应物：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温筠庭、李商隐等，他们之间都有创作上的交流启发，对形成流派，繁荣唐代文学起了推动作用。

　　作家的思想状况。唐朝政治比较开明，一些君主能任贤纳谏，广开言路。所以各种社会思潮活跃，文人思想开放，禁忌较少。他们敢于嘲讽皇帝，揭露时弊，而统治者一般也不以文字治罪：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洪迈《容斋续笔》卷2）

　　他们敢于蔑视封建礼教，在诗词、传奇中大胆表现男女爱情。

　　唐朝历代皇帝，或出于政治需要，或由于个人嗜好，曾左佛右道或左道右佛，但统观有唐一代，大体是儒道佛三教并举的。中唐以后，皇帝常亲自主持三教辩论，互相诘难，促进三教的合流与发展。受其影响，唐朝文人的思想信仰，虽各有所宗，却多带有出入三教的特点。

　　儒学在唐朝没有汉代、宋代那样尊显的地位，但仍是官学。唐太宗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作为学校教材和考试的内容，“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杜甫《行次昭陵》）儒学是文人入仕的必修课。唐朝文人既不像汉儒那样皓首穷经，拘泥章句，也不像宋儒那样侈谈性理，而是专注事功，关心济世拯物。当然由于时迁世变，它们的表现内涵不尽相同。初盛唐文人有强烈的用世干世，建功立业的抱负，在诗文中抒发宏大的胸襟，表现激昂奋发的感情，如陈子昂、李白的诗文；中唐文人力图重振王室，表现出深沉的忧世济世意向。诗文中的现实主义倾向明显加强，可以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的兴起为证；晚唐文人则在诗文中宣泄他们济世不能，而产生的愤世、遁世之情，皮日休、陆龟蒙的诗文既有愤世疾俗的批判，又有闲适自放的隐逸，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儒家注重事功的文学批评理论：兴寄美刺说和明道辅时说，是唐代诗文革新的指导理论。

　　道教攀附李耳为始祖，李唐为抬高身世，也尊老子为先祖。有这一层政治关系，道教在唐朝被奉为国教。道家是哲学学派，道教是宗教教派，两者既有联系，更有区别，它们分别对唐朝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隋唐文人，得志则尊孔孟，失意则祖庄骚。他们有的归隐躬耕，习周易老庄以自遣，如王绩；有的受庄子愤世疾俗的影响，蔑视礼教、粪土王侯、讥嘲孔丘，与现实相抗争，如李白；有的浪迹山林、修炼学仙，如顾况。道教大量的神仙故事传说，成为诗文、传奇的题材典故。道教的修炼斋醮，引发了诗文中许多亦真亦幻、迷离恍惚的仙界幻境的想象与描述，如李贺、李商隐的诗。道家老庄崇尚自然淳朴，反对雕琢华艳的美学思想，庄子恣肆浪漫的风格，都深深地影响着唐代文学。

　　佛教在唐朝流布甚广，宗派林立，而对唐代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影响最大的，则莫过于禅宗。为僧寺写碑作铭，与僧徒交往酬唱成为时尚，排佛最甚的韩愈，也未能免俗，遑论其他。不少文人失意之后或在晚年，奉佛自释，所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王维《叹白发》）“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白居易《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王维、白居易这种受佛教影响，随缘任运，与现实妥协的态度，在中晚唐失意文人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许多文人甚至逃避现实，遁入空门。所以唐朝的诗僧和僧诗，均称空前。佛教对唐代文人生活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而与诗文创作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如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借论张旭草书，驳斥浮屠淡泊清心之学，说明他洞悉佛理。刘禹锡是中唐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却能由“明心见性”的禅悟之理，申述诗歌创作的意境说：“梵言沙门，犹华言去欲也。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象入，……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惠而遣词，故粹然以丽。”（《秋日过鸿举法师院》）禅宗关于渐悟、顿悟的理论，启发诗人净心观照自然，以心会景，领略事物的诗情禅趣，创造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意境。

　　作家的文化修养。唐朝历代皇帝雅好文艺者不少。太宗能诗善书，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招延文人学士，留意儒学，酬唱诗歌。高宗武后，常制新词以入乐。玄宗更是精通音律，善制新曲。文宗曾特设诗学士72人。统治者的爱好、创作和奖励，对文人创作自然是提倡、诱导，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重视文治，发展教育，提倡中外交流，对唐朝文人的影响。唐朝在全国普遍设立各级学校，教授经律书算诗等课程。唐朝与西域、印度、东亚、东南亚各国的交往规模和频繁程度大大超过以往。在发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外来影响，使唐朝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建筑、雕塑等等出现了全面繁荣的景象。教育、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决定了唐代文人的文化艺术秦养的总体水平大大高于前人。

　　唐朝不少文人诗文、书画、音乐兼长，善于在不同的文学艺术门类之间，互相渗透借鉴，因而题画评诗，鉴赏书法，描绘音乐的佳作层出不穷。如杜甫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张旭的草书、曹霸的画马、公孙大娘的剑舞，都曾给予他的诗歌创作以灵感和启发，因而他的诗题画、论书，也能深中肯綮。王维兼工诗书画乐，他的山水诗在绘景状物、意境创造、布局谋篇等方面从绘画中多有借鉴，达到“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弄》、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都是描绘音乐演奏的名作，它们是高超的演奏技艺和精湛的艺术鉴赏力相结合的产物。唐朝的文学与艺术互相影响，使诗歌与书画的题材和审美情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同步变化的趋势：初唐多宫庭和宗教的题材，崇尚精工典丽的风格；盛唐多社会、自然的题材，追求雄壮浑厚的风格；中晚唐的诗画，从题材到风格，都有世俗化、通俗化的趋势。这同样也与作家、艺术家有兼长并擅的文学艺术素养有关。

　　唐朝文人文学艺术素养水平的高深，还表现在他们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继承创新需要识、胆、才，唐朝文人有兼容包举的魄力和勇气，善于“别裁伪体”，能够“转益多师”。（杜甫《戏为六绝句》）他们对诸如《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楚骚的浪漫主义风格，诸子的哲理思辨，汉魏风骨，齐梁声律，史汉的传记叙事，六朝的志怪神异，辞赋的铺张扬厉，乐府的质朴白描，南朝民歌的清丽婉约，骈文的精工俪对，均能广采博取。他们反对“荣古虐今”，“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敢于突破传统，推陈出新。如柳宗元作《非国语》，对《国语》中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迷信邪说进行批驳，但正如胡应麟所说：“柳宗元爱《国语》，爱其文也；非《国语》，非其义也。义诡僻则非，文杰异则爱，弗相掩也。好而知恶，宗元于《国语》有焉。”（《少室山房笔丛》卷13）

　　“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拿来主义》）正是由于唐朝文人敢于和善于“拿来”，才能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唐代文学。

　　唐代文学有“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的特点和世俗化、通俗化的倾向。

　　唐朝文学是在南北朝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朝文学长期占统治地位，它在艺术上精美华艳，但内容贫乏空虚。北朝文学，尤其是北朝民歌，内容较充实，风格刚劲粗犷，而艺术上却较质木朴拙。唐朝文人“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创造出唐朝文学“文质彬彬”的一代新风。

　　唐代因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文学作品的文质彬彬，有气势恢宏，风骨刚劲的特点。就诗而言，从唐太宗的“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入潼关》），到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到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从四杰的“气凌云汉，字挟风霜”（王勃《平（台秘略赞·艺文》）到李白的“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唐诗的恢宏气势，刚健风骨，表现得十分充分。唐诗经过百余年的改革发展，到开元、天宝年间，“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河岳英灵集》）表现出文质彬彬的特点。就散文言“唐之文章，无虑三变。武德以来，沿江左余风，则以章绘句为尚。开元好经术，则以崇雅黜浮为工。至于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周、汉，浑然为一王法者，独推大历，贞元间。”（严有翼《柳文序》。（引徐志钟语）唐代散文经过三百年的革新努力，至韩、柳而臻于极盛其间，陈子昂的文章“逸足骎骎，方将抟摇而凌太清，猎遗风而薄嵩岱。”（卢藏用《陈子昂别传》）韩愈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柳宗元的文章也有“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的气魄和技巧，同样反映出唐代文学气势恢宏、风骨刚劲的特点。

　　唐朝文学从六朝狭小的宫廷天地和少数君臣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而更多地被中下层文人掌握，这就决定了唐代文学内容世俗化、形式风格通俗化的变化趋向。但其间历时290年，世俗化、通俗化的内涵也有所变化。

　　就诗歌而言，初、盛唐诗歌在内容上，诸如从军生活、离别情怀、现实弊病、个人志向都成为吟咏的题材，而且大多表现出奋发进取的精神。慷慨高亢的情调，这是宫廷化、贵族化的齐梁文学所不可能具备的；在诗歌形式上，也进行了改造（歌行）、变革（乐府）、创新（律诗）；在审美理想上，也从以华丽雕琢为美，转变为以雄浑壮丽自然为美。中唐诗歌在反映现实、伤病民瘼、讽谏朝政、针砭时弊的深度广度方面，超过初盛唐，而且大量增加了表现男女爱情、商妇贾客生活和民风民俗的题材，出现了“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余思来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的现象，以俗为美的元白诗派、以律调入七古的长庆体风靡朝野。晚唐诗歌在题材和审美情趣方面，似乎是六朝文学某种程度上的回归，但仍有所不同。晚唐文人绝望于国事时局，或隐逸山林，或纵情声色，生活圈子变得狭小，社会心态转向内省、感伤。“唐至大中间，国体伤变，气候改色。人多商声，亦愁思之感。”（余成教《石园诗话》卷2引徐献忠语）从杜牧的“刻意伤春又伤别”（李商隐《杜司勋》）到韦庄的“伤时伤事更伤心”（《长安旧里》）晚唐诗人可谓“眼前何事不伤神”（杜荀鹤《登城有作》）他们在诗词中大量表现男女之情，描写官能感受，有类六朝宫体，但其中往往溶入了他们对现实人生的追求和失望以及由此产生的苦痛和感伤，审美情趣也变成以朦胧幽细婉约为美，与六朝宫体的狎昵猥亵、轻浮淫艳也不尽相同。

　　就散文而言，从讲究对仗用典、崇尚声律藻饰的骈文，变为单行散句，接近口语的“古文”，就是唐代散文文体通俗化的革新。而其表达的内容也远较骈文深广得多，世俗化得多。出现了《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徘谐刺时之文，还出现了一些虽旨在寄意喻理，却为城市贫民立传的人物传记，如柳宗元的梓人、宋清、郭橐驼，韩愈的王承福诸传，这在六朝骈文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就传奇而言，小说一向被拒斥于文学殿堂之外，而到唐朝却风行一时。不少尊显知名的文人如元稹、牛僧孺等竞相创作。在内容上，唐传奇多表现市民阶层和中下层文人所喜闻乐见的男女爱情、侠义、历史传说等题材；在形式上，受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或诗文相辅（如《长恨歌与传》），或诗文相间（如许尧佐《柳氏传》）；叙事写人，以散文为主，可以说是一种十分世俗化、通俗化的文学形式，在中唐臻于极盛。

　　与中唐相比，晚唐文学除文人词方兴未艾之外，其余诗文传奇世俗化、通俗化的势头减弱，唐代文学也随之衰微。

　　（二）唐朝文学的分体分期概况〔唐代诗歌〕

　　初唐（618—713）

　　初唐诗人的主要贡献在于：开拓了题材，使之面向社会，贴近现实；逐步用刚健清新的文风取代六朝文风；确立律体。

初唐前50年，诗坛主盟者多为陈隋旧臣，主流仍是齐梁诗风唐太宗本人虽反对“释实求华”（《帝京篇》序），提倡“词理切直”（《贞观政要·文史》），也写过一些颇有气势的诗篇，但出于”润色鸿业”的需要，他与群臣游宴唱和，开初唐诗歌应制奉和、歌功颂德之风。真正能在这一时期脱俗的是王绩，他的诗歌在思想内容和风格上接近阮籍、陶潜，对五言律诗的形成有所贡献。

　　初唐后50年，诗坛有两大潮流，一股以上官仪和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宫廷文人为代表。他们总结了齐梁以来在诗歌声调、韵律、对仗方面积累的经验，明确了古近体的界限，对律诗的定型及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另一股以“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为代表，他们的入主诗坛，标志着中下层文人打破了宫廷文人的一统天下。他们自觉地批判六朝文风，有意识地在拓展诗歌内容、开创新的风格上进行尝试。“四杰”批判风靡当时的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的上官体“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并“思革其弊”（杨炯《王勃集序》）他们把诗歌的题材从宫廷楼榭移向市井边塞，从歌功颂德变为言志抒怀，咏叹人生。他们的诗风，绮丽婉转，不脱六朝；刚健清新，启迪盛唐。在律诗、歌行等体裁的创新上，也有所贡献。

　　陈子昂不仅批判了当时“采丽竞繁”的文风，而且标举“风骨”、“兴寄”，并在创作实践上垂范。他的代表作《感遇》38首和《蓟丘览古》7首等，反映现实，抨击时弊，思索人生，较之四杰，深广有加，风格雄浑高古，寄托遥深，洗尽六朝铅华，在理论和实践上廓情六朝文风，为盛唐诗歌繁荣奠定基础。但陈子昂的诗歌“复多变少”（然《诗式》），质朴有余，文采不足。开创有唐一代新文风的任务有待盛唐诗人来完成。

　　盛唐（713—765）

　　盛害诗人继初唐诗歌革新之后，将建安风骨融入六朝绮丽之中，开创出一代新风：雄健刚劲的风骨、高远浑成的意境、天然去雕琢的自然美，这是盛唐诗歌的主要成就之一。

　　盛唐诗歌，具有雄健刚劲的时代特征，已不同于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和边塞诗派尤为典型。盛唐的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为代表。他们多有边塞从戎的生活经历，他们的诗描绘边塞苍茫壮阔、奇异瑰丽的景色，抒发他们立功疆场、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洋溢着激扬高亢的时代精神，风格慷慨雄壮。在七言歌行和绝句的运用上有所创新。

　　盛唐诗歌不仅有六朝的婉丽，而且情景交融，意象浑成，境界壮阔。王、孟山水诗派尤为典型。与六朝的模山范水不同，他们以清丽疏淡的笔墨，描绘题咏山水田园，重在领悟其中的诗情画意，创造意境，并借以抒情寄趣。形式上，他们多采用五言古体和律体。

　　盛唐诗人抒发感情，既不掩饰，也不节制，似行云流水，任其自然；创造意境，浑然一体，无迹可求；运用语言，质朴无华，情韵深长，因而盛唐诗歌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的自然美，不同于六朝的镂金错采之美。

　　盛唐诗人在上述总体特征之外，还各有风格。风格的多样，流派的形成是盛唐诗歌成就斐然的又一重要标志。“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高棅《唐诗品汇总序》）

　　盛唐诗歌成就的另一标志是在诗歌形式方面，“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胡应麟《诗薮》外编卷3）不仅如此，几乎在各种体裁方面，他们都能变化创新。在乐府方面，或用古题写新意（如李白），或咏时事创新题（如杜甫）。在歌行体方面，破偶为奇，以参差的句式，恣肆的笔调，抒发慷慨跌宕的感情。（如李白、岑参），在律恃，特别是七律方面，以精严的格律或峭拗的变律、议论朝政，叙述战事，反映民生，抒发襟怀，大大丰富了律诗的表现力（如杜甫）。在绝句方面，用玲珑的意象、浑成含蓄的寓意，表达悠远的情韵（如王维、李白、王昌龄）。

　　代表唐朝，乃至我国古典诗歌最高成就的是盛唐的两位伟大诗人李白、杜甫。李白的诗歌以澎湃雄放的气势、奇特瑰丽的想象、清新自然的语言、飘逸不群的风格，抒写拯物济世的怀抱，揭露社会政治的黑暗，反映民生的苦难，蔑视权贵，反抗礼教，成为反映盛唐时代精神的风貌的一面镜子。而杜甫的诗歌则是“安史之乱”前后的一部诗史。他忧国伤时，谴责战乱，哀恤民瘼，善于把时代的灾难、民生的涂炭和个人的不幸结合起来，用典型事例反映现实，因而他的诗感情深沉，蕴涵深广，语言遒劲，笔法曲折，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又由于他善于涵古茹今，转益多师，所以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专。”（元稹《杜君墓系铭序》）成为一位既集前人大成，又开后人无数法门的诗人。

　　中唐（766—859）

　　这是继盛唐之后，诗歌的又一繁荣时期。不仅诗人和诗作的数量大大超过盛唐，而且流派繁多，也不逊盛唐。

　　中唐前期自大历至贞元中，唐诗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谷。代表人物是韦应物、刘长卿、李益及“大历十才子”。他们大多经历了安史之乱，所以他们的诗对社会的疮痍，民生的调弊有所反映，但多客观冷静的描写、低沉感伤的哀叹，缺乏盛唐诗歌那种强烈浓厚的感情和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李益、卢纶的边塞诗能嗣响盛唐。韦应物、刘长卿的山水诗，高雅闲淡，于王维、孟浩然之外，自成一家。“大历十才子”多为权门清客，诗多流连光景酬和投献之作。正如皎然所述：“大历中，词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而“诗道初丧，正在于此。”（《诗式》卷四）他们多工五律，意境淡泊，情致闲适，描写细腻精工。但雕琢过甚，有句无篇。另外还有元结、顾况等，用风格古朴的乐府古体，揭露时弊，反映百姓疾苦，成为介于杜甫与元稹白居易之间的一个现实主义流派。

　　中唐中期从贞元后期至长庆年间，是唐代诗歌发展的又一高潮。与盛唐相比，中唐诗歌有所变化：其一，内容上现实主义倾向有所加强，题材有所拓宽，如揭露商贾渔利，反映南国风情，描写男女爱情，总结历史教训的题材增多。其二，形式上流派众多，风格各异。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人倡导、参与新乐府运动。他们有一套较系统明确的理论，主张发挥诗歌的美刺作用，干预现实，对杜甫的现实主义有所继承和发展。艺术方面，他们的乐府歌行，发展了杜甫的叙事技巧。特别是元白的一些乐府融入了传奇小说的手法，首尾完整，情节曲折，描写细腻，风格平易纤徐。张籍王建乐府在精警凝炼上有别于元稹、白居易的委曲详尽。但他们都务求晓畅坦易，以俗为美，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流派。另一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有李贺、贾岛、姚合等人。他们的风格不尽相同，但都以奇崛险怪为美。韩（愈）孟（郊）继承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以怪奇怒张为美，追求惊世骇俗的审美情趣，形成奇崛险峭的风格。韩愈才雄，孟郊思深，都长于古体，有“以文为诗”的特点。李贺的乐府，作意奇险，幽深秾丽。贾岛、姚合取法十才子，工于五律，冥思苦吟，抒寒苦之情，状幽僻之景，形成清苦奇僻的诗风。柳宗元的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书黄子恩集后》），风格近于陶渊明，与韦应物并称韦柳。他的诗抒发幽债哀怨，深得楚骚精髓，则与韦应物不同。刘禹锡的诗长于咏史吊古，工于七言律绝，雄健苍劲，被誉为“诗豪”。柳（宗元）刘（禹锡）不入流派，而能标新立异。其三，表现手法更加丰富，如以文为诗，以议论为传，以律调人歌行，用传奇的手法叙事写人等。

　　中唐后期，自宝历至大中年间，是唐代诗歌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出现题材自社稷江山移向歌台舞倒，审美情趣转向深细幽曲赚眈的趋势。代表人物杜牧、李商隐、温庭药。他们都有过报国济世之志。才俊志高，却不获伸展。他们的诗歌或隐或显地陈世事、刺时弊，表达忧国伤时之情。在对时局失望和仕途失意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追求声色感官的刺激，诗中写男女之情的题材增多。其中杜牧的古体恃，感怀时事，抒发襟袍，慷慨激昂。他的律恃，尤其是七律，俊爽不羁，时寓拗峭，以矫圆熟。咏史绝句，精警、婉曲、隽永。李商隐与杜牧并称“小李杜”。李商隐伪诗感时伤事，沉郁顿挫，但气魄笔力，略逊杜甫一筹，而寓意砌深曲，思绪的绵密、用典的精工，则又过之，亦身危情苦所致。温庭筋诗成就逊于李商隐。温长于乐府，李深于七律，两人以诗风秾丽并称，他们的部分诗歌从题材到表现手法都对词的发展有所影响。

　　晚唐（860—907）

　　这是唐代诗歌衰微的时期。晚唐诗人客观上面临时代衰败，社会心理感伤、颓废和诗歌在盛唐、中唐一盛再盛之后难乎为继的局面，而主观上他们的才力心志俱不足以开宗立派，他们的共同点是：无论出处穷达，对时局已不抱幻想，最后大多归隐田园，寄迹山林或放清声色；他们的诗无论何种题材，都充满感伤、悲愤的情调；无论风格有多大区别，都步人后尘，没有创新。晚唐诗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多为中下层文人，他们继承新乐府运动的传统，以古诗乐府（皮日休、聂夷中）或律诗（杜荀鹤）反映民生的疾苦，讽刺政治的黑暗（罗隐），幽愤怨恨之情多于谏诤规劝之意。另一类则是仕途通达，遭遇世乱时变，绝望于政事，退而隐居的文人，如韩偓、吴融、司空图等。他们的诗歌表现朝政紊乱、战乱频仍的史实，抒发忧伤哀痛，思归慕隐的心情。韩偓、吴融的诗风受李商隐影响。其余的诗人或学张籍，或学贾岛、姚合，总之是“依人作计终后人”。

　　唐代散文。唐代散文主要有骈文、古文两大类，两者互为消长，又互相交融，而古文则代表唐代散文的主要成就。

　　骈文在唐朝作为官方诏制表状书判的应用文字，一直沿用，在晚唐古文衰微之时，又有复炽的趋势。与六朝相比，唐朝的骈文已有变化。一是务实切用，改变了六朝骈文未流“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的积弊。这一变化表现在魏征、陆贽等人的章奏疏议中。他们讥陈时病，谏诤朝政。“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四摩全书总目》卷150）另一是在对偶用典、声律词藻上，不像六朝骈文那样逞才尚华，而能在明白晓畅（陆贽）、气宏辞丽（四杰）和精致华赡（李商隐）上自成特色。唐代骈文总的变化趋势是散化，这未尝不是受古文影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