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阮籍的诗;
3、嵇康和应璩的诗。
一、建安文学向正始文学的转变
正始是魏帝曹芳的年号,在此以后很长时间中,司马氏专权,皇帝荒淫无道,由于司马氏排除异己,大肆杀戮,文人的遭遇大都比较悲惨,一些有名的作家和诗人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和建安文学高扬政治理想不同,在正始文学中更多的是个人命运的忧叹以及避祸全生的思想。并且由于这一时期玄学的兴起,正始文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接触到了这种新的人生哲学和宇宙观,在他们的诗中,玄理便和文学结合了起来,诗风变得词旨渊永,寄托遥深。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学习这一阶段的文学,对于玄学要有所了解。
二、阮籍的诗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不是一个时期写的,是他政治感慨的记录。在这些诗中,阮籍抒发感慨,发表议论,寄托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的诗歌中,集中反映了他的苦闷和旷达。
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他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禹的儿子。阮籍出身卑微,司马氏专权之后,利用礼教来实施阴谋,并且标榜高门世族,封杀宗室,排除异己。在这种情况下,阮籍在诗歌中揭露并抨击了种种阴谋变节、追名逐利的卑鄙行径,把那些政客佞臣的丑恶嘴脸刻画了出来,阮籍把他们称为“当路子”、“工言子”、“佞邪子”等,如第五十三首诗。而对于曹魏政权,阮籍一方面为它大唱挽歌,一方面又对他们的荒淫腐败进行无情的揭露,如第十一首诗。
生当昏乱之世,阮籍心里充满了痛苦和抑郁,他的酣饮放达和蔑视礼法,都是内心苦闷的反映。因而,“忧生”是咏怀诗的又一重要主题。他反复写这种孤寂忧伤、歧路徘徊、欲诉无门的苦衷,“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等诗句,几乎随处可见。他的惊恐不安和难以自保的心理也时有流露。为了摆脱这种痛苦,阮籍不得不到老庄思想中去寻求解脱,并因此产生了消极隐遁的思想,诗中对归隐和游仙的描写,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在这一类诗中,飞鸟意象是非常突出的,飞鸟更多的是诗人的自况和理想的境界,如第七十九首写凤凰:“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是,在阮籍的咏怀诗中,更多的还是他的苦闷与忧伤!
总之,《咏怀诗》中既有积极的批判锋芒,又有消极的颓废遁世思想,反映了封建统治下正直之士所受的压迫和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
由于诗歌抒发了诗人内心的感情,而且多用比兴和象征的手法,就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它滋味渊永,但理解起来又隐约曲折,就像一组朦胧的抒情诗。然而,如果我们结合作者的身世和思想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还是可以窥知诗的意旨的。
《咏怀诗》继承了《诗经》“小雅”和“楚辞”的传统,尤其受“楚辞”影响最大。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的运用,对求仙和远游的描写,都和“楚辞”有很明显的继承关系。它开创了委婉含蓄、言近旨远的抒情风格,但也有晦涩难懂的缺陷。它采用随感录式的写法,触景生情,睹物兴怀,不事雕琢,形式自由,为后世受压迫文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抒情言志的方式,陶渊明、陈子昂和李白受其影响很深,尤其是陈子昂的《感遇诗》和李白的《古风》最著名。
三、嵇康和应璩的诗
嵇康在“竹林七贤”中的地位相当于领袖,而且他在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这主要是由他的人格魅力造成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嵇康是最有魅力的人物之一。这种魅力,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他是个多才多艺的全能之士,他精通文学,还擅长书画和音乐,在玄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其二,他是一位美男子,《世说新语》多次写到他的容貌和气质,说他“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而他的魅力更来自他的人格。山涛说他如“孤松之独立”,既是说形,又是说其为人。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我们可以了解他不屈与独立的人格。他不慕名利富贵,澹泊自守,历来受世人称颂。
嵇康的诗,现存有五十余首,这些诗歌有四言诗,有五言诗,也有七言诗和杂言诗,但最能代表他诗歌艺术水平的还是他的四言诗。魏晋诗坛,擅长四言诗者,曹操之后,只有嵇康一人而已。《赠秀才入军》十八首是最著名的。他的诗歌风格,刘勰评价为“清峻”,钟嵘评价为“峻切”。也就是说他的诗歌旨意显露,较少含蓄蕴藉,此外,他的诗歌还有高古和劲健的特点。他诗歌的缺点是在诗中多发表玄论,为后世玄言诗的产生种下了远因。
应璩是“建安七子”应瑒的弟弟,他的诗以《百一诗》最为著名,内容大多是规劝曹爽之辞,风格平和,语言质朴,叙事和说理很好,形象性则有所不足。
魏晋文学在多元的局面中回归文学自身的特点,这是它最重要的特色,它的“自觉”不仅关系到自身在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而且关系到人们对这段文学的客观评价和对整个文学历程的看法。魏晋文学“自觉”的重要性在于它对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作了充分的准备,没有魏晋文学的繁荣,就不会有唐代文学的兴盛。另外,魏晋文学在文体发展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的许多文体的萌芽产生和发展成熟,都跟这个时期有关,如永明体对律诗的影响促成了唐代律诗出现,又如骈体文是中国骈文发展史上的高峰。同时,魏晋文学对文人命运的思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影响了文学观念的变化。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这里指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受了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而作者的态度,是将怪异传说视为事实来记载。作为一个基本的概括,鲁迅的总结是正确的。但也要注意到,志怪小说的来源和实际面貌比较复杂。着重于宣扬神道,还是倾心于怪异事迹,以及小说中表现人生情趣的多寡,其间的区别还是很大。 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403一?),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宗亲,袭封临川王,曾主管京城地方事务,任荆州刺史等职,有政绩。为人简素,爱好文学。身边聚集了不少文人学士。《世说新语》是他和手下人杂采众书编纂而成,是我国最早的笔记小说。全文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个门类。记载了从汉末到东晋豪门贵族和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轶事,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层人物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情况。 志怪小说:现存志怪小说中,有署名汉人之作,主要有题为班固作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题为郭宪作的《洞冥记》。 以前研究者多认为出于六朝人的伪托,但近来也有提出不同意见的,对此尚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书中暂存疑。三种都是讲有关武帝的神仙怪异故事,其中《内传》叙西王母下降武帝宫中之事,篇幅颇长,文辞华丽而铺张。年代确定的志怪书,当以题名曹丕作的《列异传》最早。现此书已亡,在几种类书中有引录。其中“宋定伯卖鬼”故事很有名。宋定伯少年时,夜行逢鬼,便诈称自己也是鬼,一路同行,巧妙地消释了鬼对他的疑惑,并骗得鬼怕人唾的秘密。其后他把鬼强行背到市场上,鬼化为羊,他唾羊使其不能变化,卖得一千五百钱。这故事很有幽默感,也颇能反映中国民间的一种心理,便是造出鬼来吓人,又想出法来骗鬼,俗云“糊弄鬼”即是。另外,《谈生》叙一书生与一美丽女鬼为婚,因不能遵守三年不得以火照观的禁约,终于分离,留下一子。这故事优美动人,后代还有新的演变。因不能抑制好奇心而受到惩罚,这是各国民间传说中最常见的母题,由此可以见到人类的一种普遍心态。 魏晋志怪小说中,《搜神记》是保存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作者干宝(?—336),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是两晋之际的史学名家,著有《晋纪》,时称良史。又好阴阳术数、神仙鬼怪。《搜神记》序中,自称作此书是为“发明神道之不诬”,同时亦有保存遗闻和供人“游心寓目”即赏玩娱乐的意思。此书原已散佚,由明人重新辑录而成,现为二十卷,四百多则,其中偶有误辑。 《搜神记》的内容,一是“承于前载”,但并不都是照旧抄录,有些文字上作了加工;二是“采访近世之事”,出于作者手笔。其中大部分只是简略记录各种神仙、方术、灵异等事迹。也有不少故事情节比较完整,在虚幻的形态中反映了人们的现实关系和思想感情。尤其有价值的,是一些优秀的传说故事。如《李寄斩蛇》、《韩凭夫妇》、《东海孝妇》、《干将莫邪》、《董永》、《吴王小女》等,都很著名,对后代文学有较大影响。 《东海孝妇》叙一孝妇为冤狱所杀,精诚感天,死时颈血依其誓言缘旗竿而上,死后郡中三年不雨。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即以此为蓝本。《董永》叙董永家贫,父死后自卖为奴,以供丧事,天帝派织女下凡为其妻,织缣百匹偿债,而后离去。《天仙配》的故事由此演变而来。以上二则,本意都是表彰孝行,但又不尽于此。前者还控诉了官吏的昏庸残暴,后者又表现了穷人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而这两点,分别成为《窦娥冤》与《天仙配》的中心。 《韩凭夫妇》写宋康王见韩凭妻何氏美丽,夺为己有,夫妇不甘屈服,双双自杀。死后二人墓中长出大树,根相交而枝相错,又有一对鸳鸯栖于树上,悲鸣不已。这故事控诉了统治者的残暴,歌颂了韩凭夫妇对爱情的忠贞。结尾是一个民间故事中常见的诗意的幻想,后世“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结尾可能受其影响。这种幻想是美丽而又软弱的。《吴王小女》也是一个生死相恋的故事:吴王夫差的小女与韩重相爱,因父亲反对,气结而死。她的鬼魂与韩重同居三日,完成了夫妇之礼。故事的情调悲凉凄婉,紫玉的形象写得很美。在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中,女性总是比男性来得热情、勇敢、执着,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比较起来,《李寄斩蛇》和《干将莫邪》,更具有强烈的斗争精神。前者写闽中庸岭有巨蛇为祟,官府只能每年招募一名童女献祭,李寄自出应募,以她的机智和勇敢杀死大蛇。事毕,李寄对以前被蛇所食的九个女子的骷髅说:“汝曹怯弱,为蛇所害,甚可哀愍!”歌颂了英勇斗争以求生存的精神。后者写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三年乃成,被杀。其子赤比长大后,为父报仇。故事的后半部分写得壮烈无比: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头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这个故事中所表现出的人民对于残暴统治者的强烈的复仇精神,是中国文学中少见的。文中写干将莫邪之子以双手持头与剑交与“客”,写他的头在镬中跃出,犹“瞋目大怒”,不但是想象奇特,更激射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它以悲壮的美得到鲁迅的爱好,被改编为故事新编《眉间尺》。 《搜神记》中的优秀作品,其情节之完整与丰富、形象之鲜明生动,较以前的志怪小说有一定发展,已开始改变“丛残小语”、粗陈梗概的形态。其文字简洁质朴,有魏晋史家之文的特征。 《搜神记》之后,优秀的志怪书当数刘义庆的《幽明录》。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宗室,袭封临川王。他爱好文学,著述甚多,除《幽明录》外,传世还有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不过,这些著作当有他门下的文士参与编写。 《幽明录》亦久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二百六十多则。它和《搜神记》不同之处,是很少采录旧籍记载,而多为晋宋时代新出的故事,并且多述普通人的奇闻异迹,虽为志怪,却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和生活气氛。其文字比《搜神记》显得舒展,也更富于辞采之美。这和宋代文学总的发展趋势一致。 《刘阮入天台》是一则有名的故事。写东汉时刘晨、阮肇二人入天台山迷途遇仙,居留十日,回家后已是东晋中期,遇到的是七世孙。它虽是写人仙结合,但除了末段刘、阮还乡一节,不甚渲染神异色彩而充满人情味。故事中的两个仙女,美丽多情,温柔可爱。如初见一节: 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 这种描写,实际是对人间幸福与欢乐的追求,散发着美好的生活气息。在这方面,《卖胡粉女子》更是绝佳之作: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明日复来,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怅然有感,遂相许与私,克以明夕。其夜,安寝堂室,以俟女来。薄暮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踊遂死。女惶惧,不知所以,因遁去,明还粉店。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已死矣。当就殡殓。发箧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吾儿者,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吝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复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 这个故事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它虽写了一个死而复生的故事,但神异色彩极为淡薄。相反,人物、情节都很贴近生活,令人有真实感。富家子每日借买胡粉以接近所爱慕之人,女子在情人猝死时惊惶失措,慌忙逃走,被发现后却毫无畏惧,决心以身相殉,这些描写,都毫无夸张,令人相信。作者对男女主人公的私通行为,并不指责,反加赞美,肯定了人们追求幸福与快乐的权利。比照南朝民歌,可以看到时代的思想特点。此外,这故事虽不很长,但能以简练的语言写出曲折变化的情节。单慕、互爱、欢聚、猝死、寻拿、哭尸、复生,环环相扣,波澜迭起,在志怪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当然,《幽明录》中也充满了离奇的故事。如《庞阿》一则,写石氏女爱慕美男子庞阿,身不得随,精魂常于夜间来庞家,最终二人结为夫妇。这是最早的一个离魂故事,虽是离奇,抒情性却很强。还有很多鬼魅故事,也比较注意感情气氛的渲染。 总之,《幽明录》比以前的志怪小说,更注意人生情趣,也更有文学性。像《卖胡粉女子》这样的作品,已有脱离志怪、着重于人间生活的倾向。 除以上所述,较好的志怪书,还有十六国时代王嘉的《拾遗记》,多述历代遗闻;旧题陶潜所作《搜神后记》,内容与《搜神记》相仿。其中《白水素女》一篇,即民间“田螺姑娘”的传说,流传很广;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也以神怪为主,文辞清丽,叙事委曲,是其所长。《阳羡书生》一则,演化佛经中的故事,幻奇之极。 志怪小说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唐代传奇,首先是在志怪的基础上,加以繁衍扩展,形成着意虚构而又怪诞离奇的长篇,而后再转向人间生活。而且,在整个文学史上,志怪小说始终没有消失。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文,乃是有意识地利用志怪形式,在幻奇的故事中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生情感的作品,蒲松龄《聊斋志异》可以作为代表。至于六朝志怪中的故事,为后代小说、戏剧所吸收,加以创变,推陈出新,更是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