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操与建安文坛
唐初诗人陈子昂在《与东方左使虬修竹篇序》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间观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里所说的风骨,即所谓“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建安风骨。
谈起建安文学,尤其是建安诗歌的艺术特色,人们往往以“风骨”来概括。可以说,“风骨”是建安文学最具时代特色和概括力的词汇。然而,人们对于“风骨”一语的理解却见仁见智。“风骨”一词,既反映文学的内容,与情、气相联系,又代表着言辞的外在形式风格。
建安风骨作为一种时代性的文学气象,形成于汉末乱世。当时政治上的主宰曹操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篇》)。因为曹氏父子对于文学的爱好,在其周围迅速集结了一大批著名文人,“一时彬彬之盛”(《中国古代文学史》),成为建安诗人的主体,构成了汉末动荡的社会中非常奇特的壮阔文学景象。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文学风格,“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 。
曹操是这个时期文坛上的领军人物。建安文学,可视为两汉文学的结束,魏晋文学之发轫。它是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流派,而无疑的,此期是以曹魏为中心。多数作家都归附了曹操。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没有曹操就没有邺下文人集团,就没有建安文学的全面繁荣。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曹操及邺下集团文人活动,建安文学很可能是几个各不相干的个别作家的存在。
除组织文学活动外,曹操对建安文风更直接的影响来自于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
二、曹操诗歌的内容与思想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一生投身于政治军事斗争中。这种现实的经历使他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乱世的痛苦,并将此在其作品中明确地表露出来。
深刻的社会现实给曹操诗歌深刻的影响是忧郁低沉,悲凉哀伤的气氛。观建安文人诗歌尤其是曹诗,“悲”字出现的格外频繁。如“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念之断人肠”等文中都有出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曹操诗歌的特点,“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锺嵘《诗品下》,《魏晋六朝文学参考资料》)悲凉、激忧的情绪是大部分曹诗气氛的基点。
时光流逝,世事艰辛,社会现实中各种灾难使诗人悲痛不已;生命短促,盛年不再使诗人忧郁哀思,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颓废,相反的,在其悲歌中常常融合着积极向上的壮怀激情,从而使诗歌在悲凉的氛围中得以继续发展,在内涵上上升到另一种更高的层次。正如《短歌行》中最后一节“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暗用“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管子·形势解》)之意,自喻心胸广阔如高山大海,能如周公“一饭三吐哺”般礼贤下士,并期待着人才的投奔。诗的末尾,笔意一转从矛盾,悲苦中解脱出来,在困难挫折前用顽强的意志来追求建功立业的盛名。他超越了根植于现实的内心苦闷之情,转而代之以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从悲凉中升腾出一股积极向上的激情,使整首诗更具浪漫主义的气质。因此,在曹操诗歌中,对乱世的不满,对生命苦短的感怀,往往转化为“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湖行》)进而成为对其所憧憬的“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的太平治世的政治理想的追求。
这些特征使曹诗无论在外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意象,氛围上,都极大地有别于前代诗歌,曹操以其独有的风格成为建安文学的旗帜,并对此后建安诗歌风格——“建安风骨”的形成影响巨大。
建安(汉献帝年号)时期,以曹操三父子为代表的创作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的同时,又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 “ 慷慨悲凉 ” 的独特风格,这种杰出成就被称为 “ 建安风骨 ” ,也叫 “ 魏晋风骨 ” 。魏国统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揽文士,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众多作家。他们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诗歌高潮。
【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建安时代以五言诗为主的文学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被后来人尊为典范,这既是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运用于魏、晋、南朝时的人物评论,大体上“风”偏重指精神气质,“骨”偏重于指骨格形态,二者密不可分,合而为一为风骨。后来也沿用到了书画理论中。
至于文学评论中的风骨论,当以《文心雕龙》中讲述的较为详尽。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风,文章才能鲜明而生动,当然,“风”始终比较虚化,它与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有关,但并非指内容和情感自身。
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也就是说文章应该表现的刚健有力,“骨”是一个比较实的概念,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准确、简练、明晰,文章就能表现得有力。风骨这一概念很强调完整性,它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两个概念来看。
建安风骨所指的文学风貌主要是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建安时代的作家,摆脱了儒学的束缚,注意作品的抒情性,再加之处在战乱的年代,思想感情更常常是表现的慷慨激昂。还有就是建安诗文所具有的明朗刚健的风格。
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
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汉献帝最后的一个年号叫作“建安”,当时实际掌握政权的是曹操,建安年代及在这稍前和稍后一段时期内的文学,一般统称为“建安文学”。
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歌史辉煌的时代,从这个时候起,当时的人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独立的地位。鲁迅先生说:这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的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
建安文学的主要作家群——就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还有“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三曹是其时文坛的领袖人物,成就最高。
建安七子简介
孔融(153-208)
孔融其实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早年加入讨伐董卓行列,后来为曹操办事,但因劝阻曹操攻打刘备而被处死.孔融为建安子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陈琳(? -- 217)
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人,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王粲(177-217)
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为建安七子之一,并在七子中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七哀诗》之一(《西京乱无象》)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登楼赋》是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于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
徐干(171-217)
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情诗《室思》也写的一往情深。
阮瑀 (?-212)
字符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
应玚 (?-217)
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东南)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有文赋数十篇,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音调悲切。
刘桢 (?-217)
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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