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期,诗、赋、小说等体裁,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并奠定了它们在此后的发展方向。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文学出现的这些“新变”,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南北朝文学是文学研究整体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建国以来,收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集体编写和专家个人编写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各有特色,其中有些著作还发生过较大影响。
文学简介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它们还不是中国 小说的成熟形态。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综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
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 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文学自觉的标志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辑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新的文学思潮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文学特点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 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 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
学术影响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渭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至于《东观汉纪》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体辨析的意识。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及12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昉的《文章缘起》分为84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
《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文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文学命运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
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从陶诗看来,他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现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楚辞》中的《离骚》、《远游》已开了游仙主题的先河,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的寄托。魏晋以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得浓厚了。如曹操的《气出唱》、《精列》,曹植的《游仙》、《升天行》、《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何劭的《游仙诗》,已经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特别是郭璞的多首《游仙诗》,使游仙主题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了。
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形成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隐逸思想早在《庄子》书中就体现得很强烈了,隐逸主题可以追溯到《楚辞》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汉代张衡的《归田赋》,可以视为表现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到了魏晋以后,沿袭《招隐士》的作品有左思和陆机的《招隐诗》、王康琚的《反招隐诗》。沿袭《归田赋》的作品有潘岳的《闲居赋》。而陶渊明的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则使这类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锺嵘《诗品》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至于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表达隐逸思想的地方就不胜枚举了。隐逸主题的兴起与魏晋以后士人中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而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景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那个时代主要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达到最高峰的时赋 从汉开始 班固的<两京赋>就惹得一时洛阳纸贵 而魏晋时曹植的一篇<洛神赋>更是后来居上 赋也成了当时这个时代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