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先秦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
先秦叙事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 《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 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先秦叙事散文记述历史事件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作 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史传文学著作《史记》 就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对其中的一些史实略加改动便加以运用。少数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动就直接录入。司马迁、班固、陈寿、 范晔等继承了《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 他们不仅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作品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左传》的叙事艺术,如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事件故 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等特点,在后代史传文学中都有充分体现。《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而《史记》的奇谲文风,显然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直接的关系。总之,先秦叙事散文 是我国史传文学最初成就,其沾溉于后世,不言而喻。
先秦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 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 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 《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 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甚多。柳宗元尽管曾作《非国语》批评《国语》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还 是认为“其文深闳杰异”,其为文即以《国语》为法。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 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 叙事散文的神韵。《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 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
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 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 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 《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其 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常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并以 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 都是《左传》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传统。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主要通过描写人物个性化的言行, 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表现人物性格,而较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 描写,而这正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写人的共同特点。第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这不仅 是指诸如《东周列国志》之类以先秦叙事散文为题材的作品,同时,古代小说大 量采用历史题材,也和我国叙事文学最初成果是产生在历史著述中不无关系。
中国散文文学形成的历史,从没有文字到有文字,从片言只语到成段成章,再到中心明确、结构谨严的篇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中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代是一个神权统治的时代,统治者借用神的力量来加强他们对奴隶及臣民的控制。当时的文化,基本上是神权统治的工具,被巫祝所垄断。殷代甲骨文,基本上都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他们把卜问的时间及祭祀、天时、年成、田猎、征战、商王的起居、疾病等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以便日后检验。这些卜辞,一般包括序辞(占卜的时间和占卜者的名字)、命辞(占卜的问题)、占辞(对卜兆的解说)、验辞(事实与预卜是否符合)等部分。也有少量非卜辞的记载,上面记录了狩猎与战争的史实以及有关甲骨整治、收藏等情况。这些记事,只是为了备忘,加上刻写的困难,所以力求简单概括,大多是些零散的句子,较长的记事刻辞如“小臣墙刻辞”,补足其残文,估计原文字数超过150字。就中能够完整明白地表达意思的已属上乘,能够略具篇章规模的更为少见,所以它还只是记事散文的萌芽。 甲骨卜辞 商周盛行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风气。铜器铭文,也称金文,已发现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估计近万件。商代铜器铭文很简单,一般仅用一至五、六个字记作器者之名、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等。商代晚期出现了较长的铭文,但也没有超过50字的,内容多数是因接受赏赐而作纪念先人的祭器以示荣宠的记录,在表现技巧上,与同时的商代甲骨文相似。到西周,铜器铭文达到全盛,篇幅加长,二、三百字的颇为多见,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则长达498字;内容也大为丰富,除了较常见的记载周王的任命、赏赐及记功表德外,还有记诉讼、土地交易、勘定田界等较特殊的记事铭文,正如《墨子·鲁问》中说的:“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许多周代的铜器铭文是有韵的,且喜欢用整齐的四字句,有的铭文还具有比较浓厚的文学气息。但因铜器铭文的篇幅受限制,内容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叙事部分大都直陈其事,很少修饰,又有不少颂扬求福的套语,因此其文学价值一般不如流传下来的同时代的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 周人卜与筮并用,但多用蓍筮。把占筮过的事和结果记下来,以便年终复查占验多少,这些记录,叫做筮辞。占筮者把收集到的旧筮辞编辑成书,以作占筮的参考。《周易》就是这样的一部占筮用书。《周易》中所记的旧筮辞也象卜辞一样,大多片言只语。经过编辑者的选择、加工,编成六十四卦,每卦分为六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多数的卦都有中心、有层次,卦爻辞中用韵的约占三分之一,部分近似民歌,有些描写细致,运用比喻、起兴、衬托等表情达意的手法,颇为生动形象,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西周时期的写作水平。因为是占筮之书,所记的内容显得驳杂零乱,其中又插进了不少贞兆辞,衔接成章的并不多,只能说它还处在散文正在形成的阶段。 真正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应该是《尚书》。《尚书》主要载录了殷商、西周时期的典、谟、誓、命、训、诰,以及东周作品,是上古的一部官方历史文献。卜辞与《周易》是巫官之作,《尚书》是史官之作;前者记录的是对神的祈祷与所谓神的启示,后者记录的是王公的言辞与政令。 现存的《尚书》已几经聚散,真伪杂糅。《盘庚》三篇是盘庚迁都于殷的三次训话。现在读来,文句上虽然“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但全文中心突出,议中夹叙,有生动的比喻,富于感情色彩,从中可见盘庚的胸怀、胆略与神情。它与《周书》中写周公告诫周成王的《无逸》等篇,可算是较早的、比较完整的论说文。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记叙文,则可以《周书》中的《顾命》为代表。《顾命》记叙周成王之死和周康王即位的经过,先记成王临终时对大臣们的遗嘱,接着记述康王即位的仪式,最后是召公和诸侯们对康王的告诫和康王的答词,记叙具体而有层次。《尚书》之后,散文分别向着偏重于论说的诸子散文和偏重于记述的历史散文两方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