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文学史,可以说的星光灿烂,在这些闪耀着迷人光辉的名单中,曹植绝对是站在前排的。比钟嵘在《诗品》中就把曹植列为上品,把他的哥哥魏文帝曹丕列于中品,把他的父亲魏武帝曹操列于下品,这样的排名虽是一家之言,也足见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现代文学大家郭沫若认为:“认真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这种“封建意识凑成”说,我以为是说得过分了的。不错,历史上曾有王通等人给曹植唱过“忠君爱国”、“以天下让”等赞歌,这些都是封建意识无疑;但是,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靠了王通等人的吹嘘才显赫起来的,早在王通之前数百年的魏晋时期,他的文学才能就已得到公认。曹植的同时代人陈琳就说曹植的作品“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骥所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 (《答东阿王笺》)又杨惰也说读曹植的文章“虽讽《雅》、《颂》,不复过此”,说他是“仲尼日月,无得逾焉”(《答临菑侯笺》),这些评价,已经很高,已开钟嵘《诗品》之端。也许有人会说,陈、杨都交好于曹之师也”(《答东阿王书》),吴质是曹丕党羽,他总不会也来“凑成”曹植吧!
距离三国时期不远的晋朝人鱼豢说“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魏略》),陈寿说“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魏志·陈王传》),左思说“(曹植)攡翰则华纵春葩”(《魏都赋》),这些赞词,恐也同“封建意识”并无多大瓜葛。至于南北朝时钟嵘等把曹植推尊到文章之圣的地位,也自有其文学上的标准,不能笼统斥之为“封建意识”。当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也存在刘勰所指出的那种“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的“旧谈”,但这一“旧谈”也很难直接与“封建意识”挂上钩。所谓“位尊减才”、“势窘益价”,说的是有人贬低做了皇帝的曹丕,而推崇受压制的曹植,如果说这里表现了什么“意识”的话,那也只是有人对曹丕的行为反感、对曹植的处境同情而已。而且,这种“旧谈”也仅仅保存在刘勰的间接介绍里,在今存的刘勰之前的历史文献中,已经完全找不到持这种“旧说”观点的直接资料。相反地,我们倒是可以看到不少有影响的论者,在评述丕、植文学成就时持论是比较公允的,如陈寿一方面高度评价曹植,另一方面又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王,何远之有哉!”(《魏志·文帝纪》)这里对曹丕政治上的心胸狭窄是有微词的,但对他文学才能还是充分肯定的,没有“位尊减才”的意思。可见“旧说”虽有,却并不很普遍,影响不是很大的。
郭沫若贬抑曹植文学成就的另一条理由是说他好模仿。他说:“子建的诗和文都有浓厚的新鲜绮丽之感,这是不能否认的,但它总也显示着一个未成品的面貌。他的作品形式多出于模仿,而且痕迹异常显露,……几于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可谓集模仿之大成,模仿得有时虽然比原作更华丽,但每每是只徒夸张,不求统一”。这种以模仿来抹煞曹植创作的说法,我以为也是有失偏颇的。
曹植的某些作品,是有所依傍的,如《洛神赋》是“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洛神赋序》),《七启》是“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余有慕焉,遂作《七启》”(《七启序》)。《酒赋》是“余览扬雄《酒赋》……”之后受启发而作,等等。但若说它们纯属模仿而略无新意,就不妥当了。即以《洛神赋》与《神女赋》而言,二者在描绘神女美妙姿容上固然手法相近,但《神女赋》基本上是娱乐君王性质,并无多少讽谕或寄托,而《洛神赋》则全篇流宕着一片哀怨之情,“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这同《美女篇》中描写一美女“盛年处房室”一样,寄托着作者政治上不得志的怅恨。二赋的作意是不同的。至于《七启》,写得虽不算成功,但也不能认为就是模仿的结果。其中“镜机子”所宣扬的“王道遐均”一套理论,同《七发》中“方术之士”的“要言妙道”还是颇异其趣的。所以,这些被指为“模仿”的作品,其实并非纯然复制,基本上属于借鉴或师法前人创作,不应苛责。退一步说,即使以上诸篇以及郭文所列举的《魏德论》、《髑髅说》都是模仿之作,它们在全部曹植诗、文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小,不能由此演出“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的结论。
郭沫若贬低曹植文学成就的又一条理由是说他只注重辞藻和形式,“他一方面尽力模仿古人,另一方面又爱驱使辞藻”,“由于好模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这与其说是他的功,毋宁是他的过”。张文也支持郭文之说,认为钟嵘称赞曹植,就是着眼于“词采华茂”、“粲溢古今”,“完全是以文章外形的美观与否为标准”。
曹植作品,无论诗歌、散文,率皆辞藻华美,这是事实。但对于藻饰较多这一点应作如何评价,是不能孤立地进行的。只要作品内容充实,那未采润藻饰就不一定是件坏事,还应受到肯定。纵观曹植一生创作,除了前期有一部分作品比较空虚浮泛——如他的《公宴》、《斗鸡》等描写宴饮游乐的诗及某些咏物小赋——之外,内容比较充实的居多。他的诗文大多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质,或叙自己的功名志望,或写被压抑的痛苦忧愤,或述对自由的追求向往,大多热烈执著、激昂慷慨。他更有一些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讲求藻饰,不能目之为只重形式。
至于钟嵘贬抑曹操、曹丕。列之于下、中品,当然不妥。但他推重曹植,总的来说并没有大的过错。《诗品》对曹植的基本评语是这样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张文只择取其中“词采华茂”、“粲溢古今”两句,就得出“完全是从文章外形的美观与否为标准”的论断,未免冤枉了钟嵘。“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三句如何可以视而不见?这三句说的恰恰就不“完全是”“文章外形”,是着重从内容上说的。所谓“骨气奇高”,与《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强调的“骨劲而气猛”的意思相通,所谓“情兼雅怨”,是指曹植作品的抒情性特征言,所谓“体被文质”,则是从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角度来肯定其创作。这些意思并不深奥莫测,也颇符合曹植作品实际,它既不应当引起误解,更不存在可非难之处。
郭沫若把曹植创作与六朝骈俪文字联系起来,认为是他开的先河,也欠允当。骈字俪句,发源甚早,应当说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那里就有所显露,中经张衡、崔寔等,到蔡邕而有较大发展;他的一些散文,特别是论议碑铭,骈偶文句较多。曹植与蔡邕相比,骈化程度并不更严重些。曹植骈化色彩较浓的文字,大概《孔羡奉家祀碑》可以算一篇,但它比蔡邕的《郭泰碑》等来,还大有弗如之概。其实,曹植与曹丕相比,骈化倾向也不算突出。我们看二人都有的《与吴质书》、《周成汉昭论》等,骈化程度大体上相仿佛,都不及蔡邕整饬。即使是建安七子中的一些人如孔融、陈琳、王粲等,骈化也不比曹植差多少。所以把六朝骈文的发展也说成是曹植一“过”,是颇牵强的。
平心而论,曹植在文学形式上谈不上有什么“过”。他特别是在五言诗发展方面,还是个有功之臣。对此廖文是说到了的:“说他在五言诗上比曹操、曹丕用力更多,对五言诗的创造有重大的功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的确,在他之前,五言诗虽早已存在,也出现过一些佳品,但像他这样大量地写作,而且写得如此“体被文质”,前无古人。五言诗到他手里是完全成熟了。说“成熟”,词采的丰富、表现手法的转换多变,使诗歌面貌呈现多彩多姿的伟观,还只是其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运用五言体诗来反映现实生活、抒情述志上取得的成功。充分发挥五言诗艺术表现的潜在能力,使它显示出对四言诗体的巨大优越性,曹植的功绩实不可没。
在贬抑曹植文学成就方面最有分量的论点,我以为乃是对曹植诗歌内容的现实意义提出异议。先从歌唱时代乱离来说,曹植曾经贡献了《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这样比较优秀的诗作,给后代留下了一些时代灾难的影像,但是大家反来复去举到的,主要是这两篇。……就以为多数同志公认的两篇优秀诗篇来说,其感情的深切感人的程度也比曹操《蒿里行》、王粲《七哀诗》、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要略逊一筹。
这里指出曹植《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比曹操、王粲、陈琳诸篇作品在感人程度上略逊,诚是。但是我认为这一情况是可以从作家经历上加以合理解释的。应当看到,曹操,陈琳、王粲比曹植年长许多,他们是汉末战乱的亲历者,《蒿里行》写得深刻、《七哀诗》写得沉痛,都有作者各自的经历为基础。而曹植生于初平三年,正当王粲写《七哀诗》 (之一)的那一年。他虽然“生乎乱,长乎军”,但他12岁时,曹操即已攻克邺城,北方已粗定。他的《送应氏诗》也好,《泰山梁甫行》也好,都是北方大战乱已平息若干年后所作。他只是写劫后情景,当然就不及那些产生于大难之中的诗篇来得更加真切感人。但是从另一角度说,曹植在乱后还写出这样的批判战乱、同情下层人民苦难的诗作,也就难能可贵了,对此不应求全责备。而且,倘若将曹丕来作比较的话,那么尽管曹丕长曹植五岁,对战乱的记忆和感受应当比曹植更加清晰具体一些,但他却还没有写出现实意义可与《泰山梁甫行》、《送应氏诗》相并比的诗来。这不也表明,曹植此类诗篇虽少,却颇足珍贵吗?说到数量的多寡,其实曹操、王粲、陈琳的反映汉末战乱作品,“大家反来复去举到的”基本上也就是那几篇,并不比曹植更多,从未听说因此就构成对他们提出批评的理由。
其次有学者认为,曹植的一些抒写雄心壮志的作品,“他的意图不过是想借此得到重用,从而个人可以揽取政权”。廖文不同意拿“人道主义”、“爱国主义”这类框子去套曹植的创作,是对的,不过,倘说曹植就是想个人“揽取政权”,恐也缺少根据。我以为曹植的“雄心壮志”,固然主要以个人对功名的追求表现出来,如他一再表示要“功勋著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名挂史笔,事列朝荣”(《求自试表》)“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薤露行》)等,不过这是封建时代中许多有志知识分子都使用的方式,非独曹植如是。要作进一步的评价,还须看他的功名观中包括哪些内容。我们看到,曹植的功名心,常常是与“国”和“民”联系着的,如他在《与杨惰书》中说“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所谓“上国”,当然指曹魏政权,他还说“事君贵于兴国”,他要兴曹魏。他多次写到“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表示“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说“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求自试表》),这种为曹魏政权统一天下而戮力的思想,与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诚然不是一回事,但也不能说它完全是“个人”的东西。统一天下,总不是件坏事。关于“民”,曹植在其诗文中常常提到“拯世济民”、“辅主惠民”等,他还说过“古之仁君,必有弃国以为百姓”(《转封东阿王谢表》)。这种把君、民联系在一起,把百姓置于国之先的观点,是传统的民本思想的一种表现。它虽然不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样旗帜鲜明,但大体上反映了曹植重视百姓的倾向。从这种民本论出发,曹植对他所了解到的人民困苦颇表同情。除了《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等大家共知的外,还有如他曾向明帝上表,述“数年以来,水旱不时,民困衣食,师徒之发,岁岁增调”(《陈审举表》),“兵不解于外,民罢困于内,促耕不解其饥,疾蚕不救其寒”(《谏伐辽东表》)等情况,提出“臣以为当今之务,在于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谏伐辽东表》)等等意见。这些意见,尽管没有化为任何具体的政治措施(这里也有客观条件限制),但就它们本身来说,还是有进步意义的。曹植对功名的追求中既然包含有这种为“国”为“民”的因素,我们也就不能笼而统之地说他的“意图”完全是个人性质的。 总之,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看,曹植在创作上的成就不应低估。他在生前就取得了很大的名声,死后更长久地受到推崇,绝非偶然。这既不是“封建意识所凑成”,也不是人们纯以“外表美观”为衡量标准的结果,而是文学史的客观规律——给一位优秀作家以应有地位——在起作用。说到对曹植的推崇,张文曾说,那仅仅是南北朝形式主义文风泛滥时期的现象,“我们也不妨考察一下盛唐诗人又曾经特别推尊过曹植没有呢?在我所接触到的一般文献上实找不出”。不过张文所说是不确的,我这里举一位公认的盛唐诗人杜甫为例,他就曾写过:“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子建文章壮,河间经术存”(《别李义》),这些诗句都出于《杜工部集》,这书算不上特殊文献,诗句的意义也毋须解释,它们能表明,对曹植的推尊并不限于南北朝时期,而且同“形式主义文风”并无必然联系。
曹植与李白谁的文学地位高?
不好比较,不是一个时代的。
就想问马拉多纳和贝利谁比较厉害,相信大多数人都不好回答。
在东汉末年,曹植在其流派独领风骚。
在开元盛世,太白降盛世诗韵奏至高潮。
两者皆为不同时代之圣杰。
不过因种种客观因素,李白在现代文学上的影响力要超过曹植,但并不能说李白的文学地位高于曹植。
曹植的具体慨况? 特别是那他首7步诗,诗词是什么?
曹 植“不自雕励、任性而行”的性格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累封为陈王,谥为“思”,世称陈思王。
曹植出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正当汉末天下大乱之际,曾随其父曹操转徙于军旅之中。
所谓“生乎乱、长乎军”,正概括了他幼时生活的特点。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仅亲历了频繁的战乱,而且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
这样的生活基础对他此后的思想和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到了建安年间,曹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当时的魏王府中网罗了许多文学之士,这对曹植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琏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
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
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
今悉集兹国矣。
”曹操“设天网”罗致文学之士,有他的政治目的,但与此同时,也给文学的发达提供了条件。
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曹植的才华便得到了哺育和发展。
曹植当年曾是才华山众的贵公子,经历过富贵豪华的生活:斗鸡走马,宴饮多暇。
其《斗鸡篇》有云:“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
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
”《名都篇》有云:“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
”“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
”李白《将进酒》所谓“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也正指出了曹植此期生活的一个侧面。
但曹植为人毕竟又与一般的豪华公子有所不同。
尽管他在一班文人政客的包围之中,斗鸡走马,但他并未完全沉溺在这样的生活之中。
他写于此期的几篇作品都颇有慷慨之气,而不是耽于佚乐的奢靡之音。
例如《赠丁仪》诗中有云:“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梁甫行》有云:“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诲民,寄身于草墅。
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这样的作品,都是突破了富贵公子的生活、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的。
他在《前录·自序》中曾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
”赋固如此,诗亦如之。
当然,“雅好慷慨”,乃是建安时期的一代文风,不独曹植如此。
《文心雕龙·明诗》有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
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此其所同也。
”这就是说,“任气”、“使才”,乃建安时期各家都有的特点,亦即时代的特征。
但曹植的才华是比较突出的,他的文学造诣也是突出的。
他在这时曾经颇为曹操钟爱。
《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云:“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
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
太祖甚异之。
”本传又云:植为人“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
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
”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为太子的打算,对他曾经寄以很高的希望。
建安十六年,封他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为临葘侯。
曹操出征孙权,命他留守于邺,曾经告诫他说:“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
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
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欤!”曹操这一番话是很不寻常的,其中似有让他益加自勉,以便将来继承王位的意思。
曹操是爱惜文才的,但作为统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符合政治需要的人品的。
他虽然爱惜曹植的才华,但到后来却发现了他的缺点,即曹植本传说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等等。
如果作为一个诗人,这不能算是什么缺点;但若作为王位的继承人,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
既有这样的缺点,纵使没有曹丕“以术相倾”,曹操也未必再考虑立他为太子了,何况史称曹丕能够“御之以术,矫情自饰”,致使“左右宫人并为之说”呢?曹操最后确立曹丕,而曹植终于失宠,这是势有必至、理有必然的。
曹植一生,颇有政治抱负,但缺乏政治头脑。
因此,当曹丕已经立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宠之时,尚不觉悟,仍然“不自雕励”。
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车行弛道中,开司马门出”。
这是违反王法的“任性而行”。
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云:“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葘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
这就不仅认为曹植不能继承王位,而且彻底改变了原来对他的看法。
曹操是个真正无情的政治家,为了政治的需要,不顾父子之情。
他这时虽然没有贬斥曹植,却杀了曹植的一个亲信人物杨修。
曹植本传云:“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
植益内不自安。
”杀掉杨修,等于除去曹植的一个智囊。
曹植所受的震动不小。
曹植这时可以说已经失去曹操的信任了,但本传又载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曹操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派他去救曹...
如何评价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部中国文学史,可以说的星光灿烂,在这些闪耀着迷人光辉的名单中,曹植绝对是站在前排的。
比钟嵘在《诗品》中就把曹植列为上品,把他的哥哥魏文帝曹丕列于中品,把他的父亲魏武帝曹操列于下品,这样的排名虽是一家之言,也足见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现代文学大家郭沫若认为:“认真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
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
”这种“封建意识凑成”说,我以为是说得过分了的。
不错,历史上曾有王通等人给曹植唱过“忠君爱国”、“以天下让”等赞歌,这些都是封建意识无疑;但是,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靠了王通等人的吹嘘才显赫起来的,早在王通之前数百年的魏晋时期,他的文学才能就已得到公认。
曹植的同时代人陈琳就说曹植的作品“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骥所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 (《答东阿王笺》)又杨惰也说读曹植的文章“虽讽《雅》、《颂》,不复过此”,说他是“仲尼日月,无得逾焉”(《答临菑侯笺》),这些评价,已经很高,已开钟嵘《诗品》之端。
也许有人会说,陈、杨都交好于曹之师也”(《答东阿王书》),吴质是曹丕党羽,他总不会也来“凑成”曹植吧!距离三国时期不远的晋朝人鱼豢说“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魏略》),陈寿说“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魏志·陈王传》),左思说“(曹植)攡翰则华纵春葩”(《魏都赋》),这些赞词,恐也同“封建意识”并无多大瓜葛。
至于南北朝时钟嵘等把曹植推尊到文章之圣的地位,也自有其文学上的标准,不能笼统斥之为“封建意识”。
当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也存在刘勰所指出的那种“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的“旧谈”,但这一“旧谈”也很难直接与“封建意识”挂上钩。
所谓“位尊减才”、“势窘益价”,说的是有人贬低做了皇帝的曹丕,而推崇受压制的曹植,如果说这里表现了什么“意识”的话,那也只是有人对曹丕的行为反感、对曹植的处境同情而已。
而且,这种“旧谈”也仅仅保存在刘勰的间接介绍里,在今存的刘勰之前的历史文献中,已经完全找不到持这种“旧说”观点的直接资料。
相反地,我们倒是可以看到不少有影响的论者,在评述丕、植文学成就时持论是比较公允的,如陈寿一方面高度评价曹植,另一方面又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王,何远之有哉!”(《魏志·文帝纪》)这里对曹丕政治上的心胸狭窄是有微词的,但对他文学才能还是充分肯定的,没有“位尊减才”的意思。
可见“旧说”虽有,却并不很普遍,影响不是很大的。
郭沫若贬抑曹植文学成就的另一条理由是说他好模仿。
他说:“子建的诗和文都有浓厚的新鲜绮丽之感,这是不能否认的,但它总也显示着一个未成品的面貌。
他的作品形式多出于模仿,而且痕迹异常显露,……几于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可谓集模仿之大成,模仿得有时虽然比原作更华丽,但每每是只徒夸张,不求统一”。
这种以模仿来抹煞曹植创作的说法,我以为也是有失偏颇的。
曹植的某些作品,是有所依傍的,如《洛神赋》是“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洛神赋序》),《七启》是“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余有慕焉,遂作《七启》”(《七启序》)。
《酒赋》是“余览扬雄《酒赋》……”之后受启发而作,等等。
但若说它们纯属模仿而略无新意,就不妥当了。
即以《洛神赋》与《神女赋》而言,二者在描绘神女美妙姿容上固然手法相近,但《神女赋》基本上是娱乐君王性质,并无多少讽谕或寄托,而《洛神赋》则全篇流宕着一片哀怨之情,“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这同《美女篇》中描写一美女“盛年处房室”一样,寄托着作者政治上不得志的怅恨。
二赋的作意是不同的。
至于《七启》,写得虽不算成功,但也不能认为就是模仿的结果。
其中“镜机子”所宣扬的“王道遐均”一套理论,同《七发》中“方术之士”的“要言妙道”还是颇异其趣的。
所以,这些被指为“模仿”的作品,其实并非纯然复制,基本上属于借鉴或师法前人创作,不应苛责。
退一步说,即使以上诸篇以及郭文所列举的《魏德论》、《髑髅说》都是模仿之作,它们在全部曹植诗、文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小,不能由此演出“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的结论。
郭沫若贬低曹植文学成就的又一条理由是说他只注重辞藻和形式,“他一方面尽力模仿古人,另一方面又爱驱使辞藻”,“由于好模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
这与其说是他的功,毋宁是他的过”。
张文也支持郭文之说,认为钟嵘称赞曹植,就是着眼于“词采华茂”、“粲溢古今”,“完全是以文章外形的美观与否为标准”。
曹植作品,无论诗歌、散文,率皆辞藻华美,这是事实。
但对于藻饰较多这一点应作如何评价,是不能孤立地进行的。
只要作品内容充实,那未采润藻饰就不一定是件坏事,还应受到肯定。
纵观曹植一生...
七步诗诗句
七步诗 古诗作者:曹植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译文: 煮豆来做豆羹,过滤的豆子做成汁。
豆杆在锅下燃烧,豆子在锅里哭泣。
豆杆和豆子本是从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为什么要相互煎熬逼迫得那么狠呢? 扩展资料 1.《七步诗》是三国时期魏国诗人曹植的一首诗。
这首诗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曹丕残害弟弟,表达了对曹丕的强烈不满,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和诗人自身处境艰难,沉郁愤激的思想感情。
2.首诗最早就被记录在《世说新语》之中,后来流传的仅有四句,即:“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概是因为在传播过程中为它是否真出于曹植之手尚难肯定。
然《世说新语》的作者去曹魏之世未远,所述自然有一定的依据,而且据《世说新语》中引《魏志》中了也说曹植“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曹操曾试之以《登铜雀台赋》,植援笔立成,而且斐然可观,所以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这样一首好诗也完全是可能的。
3.曹植的创作以220年(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前后两期。
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后期的诗歌则主要表达由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
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应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
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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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曹植的诗歌艺术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
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
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
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
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
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
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
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
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
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
”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
”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
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
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
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
”(《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
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写,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
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几点,是曹植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之处,也是他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
钟嵘是如何评价曹植的诗歌的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建安诗人是曹植。
钟嵘《诗品》,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架溢今古,卓而不群”。
形容的是曹植的诗歌。
因为曹植一生热衷功名,追求理想,遭遇挫折后,壮志不衰,转多愤激之情,所以诗歌内容充满追求与反抗,富有气势和力量,这就形成了“骨气奇高”的一面。
他的诗善用比喻,注意对偶、炼字和声色,工于起调,善为警句,提高了诗歌的艺术性,明显地表现出文人卓越的艺术才华,由此而造成了他的诗作“词采华茂”的一面。
就曹植整个诗歌创作而言,其艺术成就之高、篇章之美在建安时代是首屈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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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的散文都有哪些
曹植的诗词有:1、《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2、《怨诗行》明月照高楼。
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
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
自云宕子妻。
夫行逾十载。
贱妾常独栖。
念君过于渴。
思君剧于饥。
君作高山柏。
妾为浊水泥。
北风行萧萧。
烈烈入吾耳。
心中念故人。
泪堕不能止。
浮沈各异路。
会合当何谐。
愿作东北风。
吹我入君怀。
君怀常不开。
贱妾当何依。
恩情中道绝。
流止任东西。
我欲竟此曲。
此曲悲且长。
今日乐相乐。
别后莫相忘。
3、《杂诗七首·其四》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
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
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
4、《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5、《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
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
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诗词释义:1、《七步诗》锅里煮着豆子,是想把豆子的残渣过滤出去,留下豆汁来作羹。
豆秸在锅底下燃烧,豆子在锅里面哭泣。
豆子和豆秸本来是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豆秸怎能这样急迫地煎熬豆子呢!2、《杂诗七首·其四》在南方,有一位美丽的女子,她的面容若桃花般芳艳,如李花般清丽。
早晨她来到江北岸边游玩,夜晚她到萧湘的小岛中休憩。
当世的风气轻视美丽的容颜,贝齿轻启的微笑为谁而发呢?转瞬间,岁月消逝,可是青春的美貌是难以永远存在的。
3、《野田黄雀行》高高的树木不幸时常受到狂风的吹袭,平静的海面被吹得不住地波浪迭起。
宝剑虽利却不在我的手掌之中,无援助之力而结交很多朋友又有何必?你没有看见篱笆上面那可怜的黄雀,为躲避凶狠的鹞却又撞进了网里。
张设罗网的人见到黄雀是多么欢喜,少年见到挣扎的黄雀不由心生怜惜。
拔出利剑对着罗网用力挑去,黄雀才得以飞离那受难之地。
振展双翅直飞上苍茫的高空,获救的黄雀又飞来向少年表示谢意。
古诗七步诗作者曹植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生于东武阳(今山东莘县,一说鄄城),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 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
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
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
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画眉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
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
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 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
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词创作背景: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文帝(曹丕)尝令东阿王(曹植)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杀),应声便为诗……帝深有惭色。
”(曹植的哥哥曹丕做了皇帝后,要想迫害曹植,以曹植未能及时吊唁先父此大不孝为由,于是命令曹植在走七步路的短时间内做一首诗,做不成就杀头。
结果曹植应声咏出这首《七步诗》曹丕感到十分羞愧。
)...
曹植写过哪些著名的文章
一、曹植著名的文章有:《七哀诗》、《白马篇》、《赠白马王彪》、《门有万里客》等。
其中《洛神赋》写洛川女神的仙姿美态,是文苑奇葩。
二、曹植的文章如下:三、曹植名篇简介(节选):1、《七哀诗》是魏晋诗人曹植作的一首五言闺怨诗。
这首诗借一个思妇对丈夫的思念和怨恨,比喻他和身为皇帝的曹丕之间的生疏“甚于路人”、“殊于胡越”,曲折地吐露了诗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之后的怨愤心情。
2、《白马篇》是中国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曹植前期的代表作品。
此诗以曲折动人的情节描写边塞游侠儿捐躯赴难、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塑造了边疆地区一位武艺高超、渴望卫国立功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游侠少年形象,表达了诗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开头两句以奇警飞动之笔,描绘出驰马奔赴西北战场的英雄身影,显示出军情紧急,扣动读者心弦;接着以“借问”领起,以铺陈的笔墨补叙英雄的来历,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形象;“边城”六句,遥接篇首,具体说明“西北驰”的原因和英勇赴敌的气概。
末八句展示英雄捐躯为国、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境界。
全诗风格雄放,气氛热烈,语言精美,称得上是情调兼胜,诗中的英雄形象,既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又凝聚和闪耀着时代的光辉。
3、《洛神赋》是中国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曹植创作的辞赋名篇。
曹植模仿战国时期楚国宋玉《神女赋》中对巫山神女的描写,叙述自己在洛水边与洛神相遇的故事,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描写上多有借鉴宋赋。
此赋虚构了作者自己与洛神的邂逅相遇和彼此间的思慕爱恋,洛神形象美丽绝伦,人神之恋飘渺迷离,但由于人神道殊而不能结合,最后抒发了无限的悲伤怅惘之情。
全篇大致可分为六段:第一段写作者从洛阳回封地时,看到“丽人”宓妃伫立山崖;第二段写宓妃容仪服饰之美;第三段写作者非常爱慕洛神,她既识礼仪又善言辞,作者虽已向她表达了真情,赠以信物,有了约会,却担心受欺骗,极言爱慕之深;第四段写洛神为“君王”之诚所感后的情状;第五段为全篇寄意之所在;第六段写别后作者对洛神的思念。
全赋辞采华美,描写细腻,想象丰富,情思绻缱,若有寄托。
四、曹植简介: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东汉豫州刺史部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出生于东武阳(今山东莘县),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曹植是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 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
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
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
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画眉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
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
《诗品》的作者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 ,作为《诗品》全书中品第最高的诗人、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在诗史上具有“一代诗宗”的历史地位。
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曹植形象特点
琴棋书画诗酒茶,才高八斗,聪慧过人,文采风流,仪表不凡。
但崇尚自由,宁可寄情山水诗词,也不愿卷入天下风云,权势争斗,热情而不事伪饰,任性而不周世务。
曹植简介: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出生于东武阳(今山东莘县),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曹植是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 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
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
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
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画眉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
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
《诗品》的作者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作为《诗品》全书中品第最高的诗人、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在诗史上具有“一代诗宗”的历史地位。
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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