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克闹13973967
李清照。
李清照的“别是一家”的观点出自其《词论》一文。《词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关于论词的文章，其中追朔了词的发展，兴起直至对词坛宿将的批评。
其中提出的“别是一家”说是李清照在考查了数百年词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关于词之文体和题材及主题之规定性的一个鲜明判断，其中提出了词的见解和要求，包括词的高雅，浑成，协乐，典重，铺叙，故实等特征。李清照词论维护了词的艺术体性，维护了词的传统风格。
扩展资料：
李清照就词区别于诗的种种特点，进行了认真的考索，提出了许多精到的见解，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高雅，不满柳永“词语尘下”；
（2） 浑成，不满张先、宋祁诸家“有妙语而破碎”；
（3） 协乐，要分别无音六律和清浊轻重，不满晏殊、欧阳修、苏轼的词只是“句读不葺之诗”；
（4）典重，不满贺铸的“少典重”。
（5） 铺叙，不满晏几道的“无铺叙”。
（6） 故实，不满秦观“专主情致，而少故实”，黄庭坚“尚故实而多疵病”。
李清照依据这些要求，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主张分别诗词畛域，对两种不同形式的文学应该做出不同的对待。就这方面说，是合理的。各种问文体的艺术特征，应该有它相对的独立性。
词是经过百年的发展而后形成的，它有自己固定的形式、发展规律和创作方法。自然，词从晚唐五代到北宋末年，一直局限于“艳科”的面目，柳、苏两家先后崛起，从词的形式和内容上，突破了传统的规模，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都是必要的举措。
在抗金救亡的风云时代，一些有民族气节的词人用“横放杰出”的风格，激切高昂的声调，写出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作品，这是他们不可磨灭的文学业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别是一家
苏轼“以诗为词”表现在哪些方面？
论苏轼的“以诗为词”
内容提要： “词”作为所谓“一代之文学”，在我国源远流长的诗歌长河中本是一处静谧、柔美的涓涓缓流，而苏轼以其“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使之变成波涛汹涌、气势壮阔的大河激流。
本文通过对苏轼以诗为词实践的论述，认识到苏轼“诗词一体”尝试虽然改变了词的原有的审美特征，但却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境界与题材，使得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能并见于词，又进而把“诗”的“言志”功能带入“词”中，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
苏轼在词的领域贯彻“明道致用”，“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念，把“诗道”引入词的创作之中，提升了相对卑弱的词格，在词中承载与张扬士大夫人格力量与主体精神，从而达到诗道与词道的统一。
关键词：苏轼、以诗为词、诗词有别、诗词一体、士大夫主体精神
前人论及苏轼的词，不论褒贬扬抑，无不视他为开宋词一代新风气的词坛巨擘。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东坡词提要》所言：“词至晚唐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不能偏废。”
以上的引文把苏轼与韩愈相提并论，认为苏轼在词史中的地位与韩愈在诗史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且不论这样的看法是否允当，就韩愈生涩奇险的诗而言，在诗史中的确是不能不谓之别格的，这是有定论的。而苏轼的词在词史中又是怎样的一种别格呢？这显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言明的，下文还要详述。以下先引宋人陈师道评论苏轼词的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1）陈师道的看法与以上引文所持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而他进一步指出苏词的基本特征是“以诗为词”。
陈师道所言的“以诗为词”具体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言，不过他对苏词的评价倒是交代得清楚，大体的意思是认为苏词是词中的别格、另类，而非当行本色，这应该是明白无误的。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以诗为词”就会“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呢。原因只能是“诗词有别”。
一、 以诗为词的原因 ：诗词有别
（一）外在形式之别：句读不葺之诗
诗词有别，就词的外表形式而言，相对于齐言的律绝近体诗，绝大部分的词皆为杂言体，但也有少数例外的。以《玉楼春》为例，上下两阕各四句，每句七字。初看非常象七律。故仅以外形来区分诗词，有时难免要犯错误。
如果诗词之别仅限与此，那对于文人的创作是没有什么大碍的，特别是对苏轼这样的大家，不过只是改变一下词句的安排，完全是胜任有余的。但问题在于词是用作协乐歌唱的，需依声
填词，即按照规定的声韵关系来填词，所以词又被称作“曲子词”。词相对不入乐的近体诗而言，与音乐的关系要密切的多。据说苏轼填词常有不协音律之作，如李清照所言：“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者。”（2）填词若不能依声者，此所谓“句读不葺之诗”。
对李易安此论，历来众说纷纭，意见不一，而关于苏轼知音协律的记载也多见于宋人的著作。由于词律之学，几近失传，本是词学中的难点，对于一个初学者，更是如此。所以只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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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不知为不知”的古训，约略而言之了。
（二）意境题材之别：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诗词有别，其中差别最大的，应是意境题材的不同，这当然是就传统的婉约词而言的，也是就词的基本风貌而言的，因为“婉约词”相对于所谓的“豪放词”占了词的总量的绝大部分。
关于诗词之间意境题材的不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极精到的评述：“词之为体，要渺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所谓“境阔”当是指“诗”的意境题材相对于“词”应雄阔大气、气象恢弘，所谓“言长”则是婉转细致之意，故而带来的意境则是纤弱柔美。所以“词”较之于“诗”应多婉曲。
这样的评述是否正确呢。下文试举晚唐文人温庭筠为例来说明：
苏武庙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回日楼头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
后镜，画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又是所谓“花间派”词人的代表。以上两首诗词作品，即便是没读过，而对诗词稍有所知的人都能分辨出，其一是诗，其二是词。正如上文王静安所言，诗词在意境题材上的确存在着明显差别。就上文所引作品而言，诗的题材是怀古，词的题材是闺怨。而它们所营建的意境显然也是不同的，诗悲郁苍凉，而词温婉细腻。但问题就接踵而来了，为什么同样一位作家，提起笔写诗、作词，意境会有这样明显的分别呢？而且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对比宋代文人的诗词，会发现不少类似这样的情况。平素写诗作文道学气十足的士大夫门，一旦作词往往就会面目全非，全然是另一张嘴脸。
原因当是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对词的功能属性——词体的认知。宋词上承晚唐五代花间尊前的绮靡婉约的词风，至苏轼涉足词坛前，绝大部分词家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走“绮筵公子，绣幌佳人”（3）的老路，题材内容总不离男女欢爱、羁旅愁绪。所营建的意境也大多纤弱凄婉。文人士大夫们填词虽是兴至而为，但仍以为词只是供侑酒而歌的，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算不上诗歌的正宗，故称之为“诗余”。
“词是诗余”这是宋人对词体共同的基本认知，所谓“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4）就连北宋文坛领袖、诗文革新的主将欧阳修都是认同的 ，他说：“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5）
陈师道对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的评价，正是基于上文所论及的诗词在意境题材方面的差异而言的，也是基于对“词是诗余”的认同而言的。认为诗词各有自家的畛域，应当保持各自的审美特征。正是基于这种认知，陈后山才会对敢于冲破传统藩篱的苏词提出非议，诚然，他的观点放在词学发展史上会显得保守，但他对词的审美特征有别于诗的确认，对词的独特审美价值的肯定，都是有相当见地的。
诗与词在“本色”上不同，这一点无论从词的历史传承还是总体创作实践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苏轼而言，把诗的“本色”（审美特征）带入词里，以词来表现诗的题材、境界，又会是怎样的一种风味呢？
二、以诗为词的实践：诗词一体，
据说苏轼到中年时才开始学习填词， 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是一家……”柳七郎即是柳永，公认的婉约派大家。苏轼所言的“无柳七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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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显然是要在传统的“辞情蕴藉”的婉约词风之外，另立一家，自成一格。对于这一点，宋人胡寅《酒边词序》中云：“柳耆卿后出而尽妙，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浩歌，超乎尘垢之外……”他对苏轼“另立门户”的作词观点，表达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看来，苏词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之处，是在对词的意境的改变及提升上，改变了所谓的“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转之度”，而把词境提升到“超乎尘垢之外”。而达到这种改变及提升，最易行的途径显然是借鉴“诗”的题材与境界入“词”，做到“诗词一体”。纵观苏轼词创作的实践，其与一般婉约词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题材宽广、境界阔大
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说：“词至东坡，其境益大，其体始尊，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给予了苏词非常高的评价，并且提出了“尊体”的看法，这绝非什么溢美之辞，苏轼在前人或同辈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开拓词境的基础上，进而把“诗”的“言志”功能带入“词”中，借鉴“诗”的题材、境界入“词”，使得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于词，从而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总览苏轼的词的风貌，除却传统的婉约清丽外，就“以诗为词”而言，在词的题材与境界的开拓上，大致体现在以下三端：
（1）、表达治国平天下之志的“言志词”
“言志”是宋人“诗道”的核心，也是宋人诗文中最常见的题材。但在“词”里表达士大夫文人治国平天下之志的，在苏轼之前是非常罕见的。他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为后代词家树立了榜样。如：
江城子
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
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
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这首词笔力雄健，一扫当时词坛盛行的脂粉气，的确如他所言“无柳七郎风味”。词中写出猎时的盛况，可谓有声有色，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下半阕气概尤为豪壮，结语“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扫平边患的壮志。又如词作《沁园春》中写道：“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更是直抒胸臆，表现了作者“致君尧舜”的兼济之志。
（2）、借古抒怀的“咏史词”
“咏史”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极常用的一种题材，大都是通过对古人古事的歌咏来抒发自己的怀抱，实质上也是一种“言志”。当然上文举例的“言志词”中也出现了运用历史典故的情况，因为并非贯穿始终，只能看作是“比兴寄托”的运用。诗词之间，就写作方法（赋、比、兴）的使用上的差异而言，词偏重于赋，即长于铺叙。而苏轼“以诗为词”在技巧运用方面的
实质是把常用诗的“比、兴”手法多用于词。显然“用典”是实现“比兴寄托”的重要手段。
论及苏轼“咏史”词的创作，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乱石
穿空，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
初嫁了 ，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 、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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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被宋人胡仔称誉为“真古今绝唱”的词作，是苏轼在元丰五年（1082）谪居黄州，畅游赤壁写下的名篇，作者借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旧事来抒发自己的怀抱。词中描写赤壁雄奇的景色，塑造了周瑜“雄姿英发”的英雄形象，表达了作者渴望建功立业，却困于无常世事的激愤情怀。风格极为豪放。正是苏轼对诗歌中的借古抒怀手法的借鉴，造就了这首将被千古传唱的不朽词作。
（3）、寄托遥深的咏物词
我国诗歌从《诗经》开始，就有所谓“兴寄”的传统，而《楚辞》又开创了以“香草美人”抒发情志的优良传统。使用“比兴寄托”的手段，抒写人生感悟的咏物抒怀、借景抒情之作在宋诗中是很常见的。
在词的创作中，单纯以咏物为表象贯穿始终，并且在其中包含遥深寄托的词作，苏词也作出了很好的表率。如：
卜算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本词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创作时间与上文所引《念奴娇• 赤壁怀古》只差一年，都是在“乌台诗案”后，苏轼以罪人身份谪居黄州，政治上极度失意时创作的，词中借咏孤雁而自况，表达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宁可固守冷落的人生态度。词中通篇只有意象，其中人与雁，浑然一体，取象托譬，寄托遥深，风格清奇冷隽。
苏轼致力于词的题材与境界的开拓，的确做到了“诗词一体”，他所作词的题材、境界与诗几乎一般无二。然而，由于诗与词在声律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必然将造成创作时安排声韵的不同，但在方面，苏轼同样表现出“以诗为词”的倾向。
（二）不以词意就词律
上文曾谈到苏轼填词有不协音律之作，并因此为李清照等所诟病。认为填词若“不谐音律者”，所作的词便是“句读不葺之诗”。这可被认为是李易安所表述的“以诗为词”。在展开具体评论之前，有必要对诗律与词律的差异做一简单论述：
近体诗与音乐的关系，相对于需入乐的词而言，要宽松的多。早期的词是一种音乐文学，为了配合音乐，就要求它必须具有特殊的格律，使歌词的每个字的声调高低，与音乐的抑扬顿挫配合起来，达到音调谐和，唱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因此，与诗只讲平仄不同，词讲究得更多更细。李清照在《词论》中说：“诗文分平侧、（仄），而歌词计五音（宫商角徵羽），又分五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又分六律（阳为六律，阴为六吕。此处“六律”代指十二律吕），又分清浊轻重。”这也就是说，制调必须协音律。音乐奏过一遍叫一阕，为了配乐而歌，词也就以分片与之相适应。这样；词就必须注意处理片与片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像诗那样，根据内容来分段。诗的韵脚有固定位置，一般都在偶数句的句尾；而词的韵位，却大部放在音乐的顿歇处；因此，词调不同，韵位亦不同。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词由于需入乐的的缘故，在声律上与诗的确存在着不小的差别。而有关苏轼填词是否协音律的问题，前人各执一端，莫衷一是，而词在今天早已不能被歌唱。所以孰是孰非，已难稽考。其实，谐不谐音律对于我们今人而言，决不会有李清照般的敏感，因为不能按乐歌唱，也就无从比较谐与不谐音律的优劣。
在创作实践中，词比之于诗，对作者在形式上的束缚显然更多。有鉴于此，陆游曾说：“先生非不能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6）宋人王灼也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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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都有为苏轼开脱之意，因为“非醉心于音律者”似乎有不熟悉音律之嫌，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更是间接指出苏词的确有不谐音律之作。
就苏词不谐音律的本质而言，由于苏词的美学风格属于阳刚，不同于表现阴柔之美的婉约词，类似于西人所言的“崇高”。 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注重于内在的理念精神的抒发，而不重视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声律在词作中当属于后者，被苏轼所轻，当是难免的。
所以，无论苏轼对于音律是否精通，当他所要表达思想内容与声律之间产生冲突时，他无疑将选择对声律作调整，以适应内容的表达。
面对苏轼这样对传统的“反动”，并非人人都能象胡寅、刘熙载两位一般给予他肯定评价的，与此相反，当时的情况是认可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而攻击的方向大致有二，一是对词境的拓宽上，二是在声律上。宋人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记录了苏轼一段逸事：“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与柳七郎如何？’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东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词按当时的惯例，显然是应由“十七八女郎”来歌唱的，若由关西大汉替代无疑将改变词原有的审美趋向。这幕士的看法与陈师道不谋而合，看来这应当是当时的一种普遍观念，上文已经论述了诗与词在“本色”上的确有所不同，但给苏轼“以诗为词”的行为作出一个是非好恶的判断确是很为难的，因为不论是基于审美欣赏的“趣味无争辩”，还是基于正视历史存在，苏词都开创了词的另外一面，存在即合理。
三、以诗为词的内核：诗道与词道的统一
在词的领域里，苏轼无疑是一位革命者。对于他而言，一切有碍于表达思想情志的传统枷锁，都会被他砸得粉碎。无论是题材或是声律。然而，任何文学领域的变革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任何文学创作风格的变化，都是时代变迁的产物，即所谓“文变染乎世情”。（8）
苏词以诗为词创作实践的产生，一方面是宋代特有的文化背景与士大夫心理状态的映射，另一方面则是苏轼本人的人生志趣、生命历验的反映。
（一）诗文革新的余绪
苏词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的产生，是以北宋中叶开始的儒学复古思潮为其文化背景的，即所谓诗文革新运动。
宋初结束了晚唐五代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赵宋王朝以史为鉴，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国策，这一方面造就了宋代文化的极度繁盛，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9），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宋代对外政策的孱弱。以至于两宋三百余年，边患不绝，受尽外族的侵凌。
晚唐五代是“合久必分、治久必乱”的中国历史中的又一个荒唐乱世，士人阶层的文化理想与政治热诚，在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黑暗社会现实面前，化成了“郊寒岛瘦”般的穷愁苦吟。诗文之风较之盛唐可谓格卑而气弱，所谓“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于斯，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现于诗，局促一题…无复恢涵气象”（10）。晚唐五代诗文之风的格卑气弱实与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力量的卑弱乃至整个时代的精神形态萎靡息息相关。诚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杂传》中感叹：“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
宋初诗文之风上承晚唐五代的卑弱浮靡之气，加之士人阶层由乱世入治世不久，纲纪败坏、士风卑下的局面一时难以扭转，文人多以相互唱和，粉饰太平为乐，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片面追求缺乏具体思想内容的形式之美，史称“西昆派”。显然，这与宋初统治者振兴文教，恢复儒家道统的想法是向背离的，所以宋真宗在祥符二年（1009）下诏复古，指斥“近代以来，属辞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竟雕刻之小巧”并告诫“今后属文之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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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古风”，宋王室的复古诏令无疑是旨在维护名教，但在客观上打击了在文坛占统治地位的西昆派。而随着文官政治的推行，科举制度的完善，士人阶层自尊心和政治责任感逐步得到提高与恢复，士大夫不再只是儒家经义的阐释者，而且同时成为儒家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实践者。到宋仁宗期间，以欧阳修、梅尧臣等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们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挺立士风为目的，在宋王朝下诏复古的推动下，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复兴运动——诗文革新运动。
诗文革新运动的实质是在诗文中强调教化与讽谏的政治功用，要求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和承载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反对于社会无实际作用的浮靡文风。这使得诗文要承担起“载道”与“言志”的重任。反映在诗中，必然会选择向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言志”传统的回归。“诗言志”在汉代诗学是有着政治伦理意味的，而宋人所言的“志”并不是对前人政教诗论的简单回归，宋人所言之“志”应是更宽泛的，超越个体意识的，体现士大夫群体本质的抽象化的主体精神，可谓之“诗道”。
宋人普遍认为言为心声，文品即人品的体现，所以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往往自觉地贯彻“明道致用”，“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念，以教化讽谏为写作诗文的主要目的。
而在词的领域，情况却与此相反，作为“诗余”的词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似乎并没有被波及。而词风自入宋以后，并无什么大变，文人对于词的功用，似乎满足于“娱宾谴兴”（11）的状态，而“诗文革新”所倡导“载道”、“言志”的主张对于词的创作也并无什么实际的触动，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词没有“言志”的传统可以回归，再者文人也习惯于把不被“诗文”所容的“艳情”放在词中。期间虽然也有范仲淹、王安石写过一些格调较高的作品，但总体而言，词格相对于诗格无疑是较卑弱的。
相信苏轼步入词坛之时，便有意改变以上的局面。他面对相对卑弱的词格，一方面认识到由于诗词各自具有不同的审美特征，即所谓“诗庄词媚”，而词偏重于表现阴柔之美，所以苏轼致力于改变词的题材与境界，使词能兼而能表现阳刚之美，另一方面，由于前代词家在进行词的创作时，似乎总是受到某种特别的文化心态的左右，使得词人们总是喜欢矫揉造作，不以真性情、真面目见人，而苏轼则以“吾道一以贯之”理念，把诗文中“载道”、“言志”的主张介入词的创作，以真性情、真面目出现，不屑于矫首学语，矫揉造作。
苏轼上承诗文革新的余绪，对词体进行了改革，使得作为“言为心声”的文学样式之一的词，能够挣脱传统的束缚，自由地抒发作者的情志。词经过他的改造，终于摆脱“诗余”的面目，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二）士大夫主体精神的张扬
宋代士人普遍有一种维系正统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和“大厉名节，振作士风”的自觉。苏轼作为宋代文人楚翘，更是如此。不过，当他登上文坛时，诗文革新运动已经基本取得胜利，
在诗文领域，“载道”、“言志”的文学主张已深入人心，他只须沿着前人开辟的康庄大道，在诗文的天地中去驰骋他的才华、去申明他的政治理想、去张扬他的“道”。
在词的领域，如上文所述，由于历史传承与文化心态的原因，士大夫们似乎总醉心于“词是艳科”的本色面目，而无意让词去发挥经世致用的社会功用。而苏轼以“挺立士风”、“有补于世”的道德自觉，在“言为心声”文学观指引下，着力提升词的文学地位，使之能与诗文一般，为文人士大夫“言志“、”载道”。
苏轼以“诗词一体”的实践，在词的领域贯彻“明道致用”，“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念，把“诗道”引入词的创作之中，提升了相对卑弱的词格，在词中张扬士大夫人格力量与主体精神，从而达到诗道与词道的统一。
阅读苏轼文学作品，的确能感受到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续绝学，为万事开太平”（12）的强烈使命感。也正是由于他对国家、民众、文化的这种使命感，使得他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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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远不及他的文学道路来得显赫坦荡，由于他始终身处新旧党争的旋涡之中，而他处世立身，自有本末，不会以一己之私或政治好恶而有所趋附。以至于他一生之中总是充满了小人的讪谤与迫害，而苏轼却始终故我。在他身上充分地体现出了士大夫的人格力量与主体精神。诚如王国维所言：“即使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13）
苏轼向来被视为我国历史中最伟大的文人之一，所谓“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14）这一方面是对他在诸多文学领域建树良多的褒奖，另一方面也是对他非凡人格力量的肯定。
注释：
(1) 、《苏轼资料汇编》第139页辑引陈师道《后山诗话》
(2)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引李清照《词论》
(3) 、欧阳炯《花间集》序。
(4) 、《词话丛编》辑张炎《词源•赋情》
(5) 、《全宋词》辑欧阳修《 西湖念语》
(6) 、《苏轼资料汇编》第536页辑引陆游《老学庵笔记》
(7) 、《词话丛编》辑王灼《碧鸡漫志》
(8)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9)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
(10) 、俞文豹《吹剑录》
(11) 、陈世修《阳春集序》谓冯延巳词“所以娱宾而谴兴也
(12) 、张载《论说十七首》
(13) 、王国维的《文学小言》
(14) 、王国维的《文学小言》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190721.html
对苏东坡的评价
苏东坡的第一
闲时读书，手握一卷，看刘小川如何《品中国文人》。苏轼是作者的同乡，写到这位巨人，作者不单是在品，而是在顶礼膜拜了。文人品文人，眉山人写眉山人，其间的滋味和感情，不是一般人能真切体会得到的，我也不能。我只是从文中了解到了苏轼的很多“第一”，或者说很多的“绝”，为此做了札记。
苏轼弱冠之年进京应考，在试卷中杜撰圣君尧帝的典故，闹得考官梅尧臣查史料一头雾水。后来问苏轼，回答“想当然耳”。这事我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也看到了：梅尧臣大惊，苏轼却说，“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梅尧臣怕人说他书读得不够多，要面子不敢公开查问，却让苏轼“蒙混过关”了。不过，苏轼的文章实在太好了，主考官欧阳修以为出自他的弟子曾巩之手，为避嫌，擢为第二，苏轼是事实上的全国第一。按考试规则，杜撰典故万万不可。何况杜撰的还是圣人。但，这就是苏轼。刘小川说：“没办法，这就是天才。”
我们知道苏轼的名字，大都是从读他的诗和词开始。宋人说，“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自觉气索。”苏轼一写诗词，许多内容被他“垄断”，无人再能超越了，但也没有人能抱怨。最有名的如《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今天的小学生都能背。“东坡咏月词一出，余词尽废。”这话说在宋朝，今天还是管用。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刘小川说“写西湖，此诗又是公推第一，无人投反对票的。”一直没有定名的西湖因为这首诗，名称定下，名气远扬。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人看山，看出了人世，名山得名诗，诗人也是哲人。
而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谁能说它不是宋代豪放词中的第一！
苏轼三位妻妾都姓王。十六岁的王弗嫁与十九岁的苏轼，夫妻情深。可惜恩爱夫妻不到头，十年后王弗去世。又是一个十年，苏轼写下《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世上便有了这首千年难忘的悼亡诗。但凡读过这首诗的人，想要忘记“十年生死两茫茫”，是要化大力气的。
苏轼一生宦游四十年，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几次遭贬几次起用，所到之处，为民为国，殚精竭虑。在富庶的杭州，苏轼办了中国第一家公立私助的慈善医院“永安坊”，看病不收钱。居当时荒远的海南，教出了当地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进士姜唐佐。
乌台诗案后，苏轼谪居黄州，写下著名的散文——前后《赤壁赋》。黄州太守将城东一块废弃的坡地给了苏轼，苏轼带了全家开荒种地盖房子，加入垦荒队的有他远道而来的朋友、附近的农民，还有穷秀才、流浪汉。来年，苏轼终于在这片坡地上有了田地有了房，“苏东坡”从此诞生，三个字响彻千年中国。垦荒队成员都成了苏东坡府上的常客。“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刘小川以为，“上下几千年，能出此语者，恐怕只有苏东坡。”苏东坡的穿越上下各个阶层，其受益覆盖面无法估算。
苏轼似乎一生不顺，却一生灿烂，他留下多少无价的诗文书画，又留下多少有趣的故事佳话。或许，不顺，就是灿烂的序幕？读读他自己题的画像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再读一读他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诗，一切解释都是皮毛。”——刘小川所说极是。
国外的汉学家惊叹苏轼应对磨难的力量之强；日本人想自杀的，读了苏轼就胸怀宽阔了……
一个中国宋代文人，穿越900多年时空，豪爽放声：老夫能让现代中国人懂得些什么吗？
上下五千年，一个苏东坡。
求名家对苏轼的评价！！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推崇苏轼：“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
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中评价苏轼,“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
董其昌作过一段著名的跋语:“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也;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以此为极则。”这是对苏轼的《赤壁赋》及其书法最为深切而崇高的评价。
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找一篇湖上泛舟的，注意大部分篇幅是写感觉的！！！
泛舟西湖上 醉卧水云间
文/黄岳峰
烟雨时节，杭州似一块磁场对我有莫大的吸力，在蒙蒙细雨中我带着寻觅又一次开始在杭城踏青。
固然，杭州有着众多的历史遗迹等待着后人去凭吊、去抒怀，但是西湖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没有西湖的杭州是让人难以想像的，没有西湖的杭州会显得缺乏历史凝重和文化的深邃感而显得轻率，正是西湖在滋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杭人。杭州也因为胸怀西湖这颗秀媚、璀璨的明珠才成了风景旅游胜地，杭州是幸运的，是一座得到历史眷顾的城市。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曾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那么西湖就是杭城这本书扉页弥漫着芳香，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的玉石。难怪有人会留下“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的评语。
不知哪位诗人给后人留下了“岸上湖中各自奇，山觞水酌两相宜。只言游舫浑如画，身在画中原不知”的优美意境，用它来形容西湖的山水诗画是再恰当不过了，西湖四季风光各有山容水意，韵味无穷。正因为西湖的存在，杭州的春日的艳阳才显得那么明媚、景色那么旖旎，放眼望去，春云舒卷，万枝泛绿，刹那间你会发觉一枝红杏已经出墙来；西湖的凉风有如在炎热夏日的甘泉沁人心脾，可以吹走热浪给人带来的燥热，也让你在闲暇之余可以品茗何为闹中寻静；无边落木萧萧下，在文人骚客的笔下，萧条、悲凉一直是秋天亘古不变的主题，在这里这层秋意已经被湖风驱散了，天高云淡，秋风送爽，正是赏菊的好时光，空气中浸润着甜甜的桂花香味，于是这秋便表现的随和与恬静了；皑皑白雪的冬日，万物寂寥，似乎整个世间一切生机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在湖边，即使在积雪的沉压下你依旧可以轻轻聆听到潺潺水声的流动，那是生命的玄机，在积蓄力量等待再一次勃发。
漫步在杭城的小巷中，我喜欢欣赏藏在青砖瓦房中的人文积淀，在残垣断壁中追怀历史的记忆。我亦步亦趋，细细品位每一次内心的悸动，历史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古代文人的一次小小聚会可以把平淡无奇的场所凝聚的意蕴悠长，因为它可能会是文化史的一次转折点。济公、越王铸剑、白娘子传奇、钱王射潮、雷峰塔的故事、灵隐的香火，平湖秋月、三潭印月、柳浪闻莺、曲院荷风等等足以让人流连忘返，畅游其中的滋味。于是白居易会书：“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在游客的不经意的一步脚印下深藏着一段历史往事，因为有苏小小、岳飞、陈英士、章太炎、苏曼殊……在修饰着这方畛域，真是“江山也有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杭城就是这么浓厚，充满遐想，她需要你对她的虔诚与呵护。但是细心的你不知是否此时会感觉到在这视线的旷野中有一种狭小，一种压抑和不惑，因为你遗漏了西湖。李清照曾对古都洛阳印象评判到：“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假若把杭城在历史政治中的地位比肩于洛阳之于“天下之治乱候”的作用难免夸大其词，但套用一句“杭城之盛衰候于西湖之兴废而得”则是在情理之中的，虽然若隐若现,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墨总相宜”的西子作为一条线索来阐析杭州的人文社会历史，我想也是一番景象。此处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这位“谈笑间，蔷鲁灰飞湮灭”的北宋第一才子在《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中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西湖与杭州的民生是息息相关的。南宋，杭州为国都，西湖承载的作用更为庞大，它除了带来南宋政治文化的重心之外，也是杭城人的唯一水源，系全城百姓的命脉。对于这一作用当时的知府杨孟瑛一语蔽之：“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没有理由不让我们明白西湖对于杭城子民的意义。
她也见证着历史，羸弱的南宋政权在北面有“万里车书一混痛，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完颜亮这一纵横捭阖、睥睨宇宙绝代枭雄的虎视眈眈，背负“靖康之耻”的南宋小朝廷依旧不思进取,偏偶于江南，安于鲁迅愤懑的“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的卑躬屈膝生存状态，苟延残喘，江南暖风熏的游人醉，莺歌艳舞，把酒言欢，会直把杭州作汴州，在未把握完颜亮死于内乱这一最后一次历史给予的契机后只能重现政权泯灭的结局了。当蒙古南下的强悍铁蹄长驱直入时，奸臣当道的南宋王朝只能上演着继位的恭帝与主政的谢太后也一并被元军掳去，在最后时刻大臣陆秀夫对赵昺言“困难如此，陛下应当以身殉国，不能再活着去受元人欺侮！”而后背负年仅八岁的小皇帝赵昺在崖州投海自尽的方式终结一个朝代了，史实如此悲壮，确实让后人扼腕叹息。这应该算是一向阴柔低凄的南宋政权难得为史书留下浓彩的铮铮铁骨一笔，可惜只是夕阳的最后残照。历史的演变还真应证了邵雍“湖山一梦事全非，再见云龙向北飞。三百年来终一日，长天碧水叹弥弥。”的暗喻。
至南宋以后西湖越来越充当着历史的旁观者的角色，也许不介入历史是西湖的正确选择，杭州至此以后鲜有兵燹之灾，正因如此才能凝聚她今天浑厚弥芳的气息。孙中山品赏西湖莲花别样红后会隽永深长的说：“ 愿中华民国如此花！”近代以降，西湖的旅游价值渐渐大于她的功用价值，“湖上春来水拍天，桃花浪暖柳荫浓”的一步一景，让游人纷至沓来。一大批的近代历史文化硕儒名士也被吸引栖居于此让她更泫然夺目，俞楼、西泠印社、澄芦、一天园、风雨茅庐……, 据杭州文物保护部门不完全统计，人文荟萃的杭城至少拥有名人故居(旧居)100多处，文人越多是非也越多，相对与其它文化名城，北京的宫廷政治的诡谲，上海的商业气息的变异，苏州是失落文人的后花园，洛阳的白杨多悲风，在这些地方都曾演绎过“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等相类似的历史剧目，但是杭城一直却是个例外，在此即使是一心追逐权谋的政客也没有了奸邪鬼蛎之气，它一直就是这么恬淡、惬意和安详，温文尔雅，在这里一切喧嚣噪闹都归于宁静平适。这是个谜，也许谜底要“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中人方能解答，有“北齐南黄”美誉的黄宾虹在自己的《栖霞岭园居图》上题字“西湖栖霞岭旧有桃花溪，今已堙塞，筑为园居，余休息其中”，一语已释然个中缘由。西湖在聚集文士的同时，也在积淀着她的文化底蕴，这些历史文化史诗犹如“神来之笔”描撰着西湖，它是杭派文化的标志,柔和、博大、深邃、幽详而又特立独行。
在游赏中我看到“西进扩大400亩 杭州西湖历史上最大规模‘整容’”的新闻，带着层层的幽思，以这样的方式恢复历史原貌的方式的孰优孰劣我不敢评判，今天的现实过后就是明天的历史，西湖的独特地位注定在历代它都要在变，时代要在她身上留下印记，无论沧桑如何，我以为铭记中山先生的“西湖之风景为世界所无 ，妙在大小适中。若瑞士之湖嫌其过大 ，令人望洋兴叹 ；日本之芦之湖则又嫌其过小 ，令人一览无余。唯西湖则无此病 ，诚为国宝 ，当益加以人工之整理 ，使世界之游客皆来观赏其真价。”的揭语才是真谛。
湖畔，弯曲的河堤，纤细柔弱的垂柳，潋滟的波光，迷蒙烟雨的湖色，那飘着的雨丝，夹带清风带走了曾经的寞落。临风怀古，湖中楼台亭榭，色香典雅，弥足回味；凭栏远眺，远处烟雾里青黛山色时隐时现，山峦天色交相融会，真是个“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一个个悠久的故事编织的千年西湖梦等有心人去解读。
苏轼词的主导风格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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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诗词的主导风格
文海苍茫，浑浩流转。在中国三千余年的文化历程中，“词”这种文学形式的诞生，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词最早流行于隋唐时期的民间。但是，从隋唐五代直到北宋中叶，词的内容一直被局限于风花雪月、离愁别绪的范围。词人填词被看成是“谑浪游戏”的“诗余薄枝”，“词为艳科“差不多是一种无形的戒律，词风溢香软媚，充满脂香粉气。直到苏轼词的出现，才使词坛面貌为之一新，南宋词论家胡寅指出：“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金人元好问指出：“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人。北宋文学家、政治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和称为“三苏”。苏轼幼年时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学习又刻苦，青年时期就显露出他超群的才华。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朝廷招考进士时，主司欧阳修见其文章连称“快哉！快哉！”并预言：“更三十年，无人道我也。”果然，苏轼不负厚望，终成一代文坛盟主。
苏轼的一生仕途偃蹇，命运多舛，屡受群小的猜疑忌恨和排挤。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理想的追求，没有失却对生活的汩汩热忱。一路激流勇进，卓然傲立。人生的磨难和宦海的沉浮反而使他成为集诗、词、文、赋、书、画样样精通的全才。南宋王灼认为苏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自振。” 而苏轼在词坛上，的确有着他特殊的地位。是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依赖传统的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打破诗与词的畛域，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形成了它独一无二史无前例的多样化词风。
一、 天风海雨，气势恢宏，豪雄纵放。
提到苏轼的词，绝大部分人会用豪放、大气等词语来概括他的词风，读者也常常会被他那豁达的气魄所感染。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苏轼的作品中有一大部分饱含着豪雄纵放的精神，他常将个人的情感融入词中，在写人、咏景、状物中，以奔放豪迈的形象和飞动峥嵘的气势来展现超平现实的纯美。其语言奔放不羁，音调铿锵有力，笔墨酣畅淋漓。南宋刘辰翁称道：“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例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是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时写的。通过狩猎盛况的生动描写，抒发作者的爱国赤诚和欲到边关立功的雄心壮志。上片写狩猎，下片抒壮志，场面壮观，气氛热烈，格调高亢，笔力健劲，将传统婉约词的儿女情，换成了同仇敌忾的英雄气。读时如身临其境，备受感染。
再看他堪称古今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5
此词为苏轼谪居黄州（近湖北黄冈）时所作。时年47岁的苏轼游览长江赤壁矶，面对浩瀚的长江流水发思古之幽情，缅怀英雄豪杰，借以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报国无门的苦衷。上片写景，下片写周瑜的业绩和抒发自己的感慨，以精彩的传神笔墨，捕捉细节描写，表现周瑜英雄潇洒的风度，塑造一个指挥若定、从容沉着具有雄才大略的儒将英雄形象。这样的形象在文人词里出现还是首创。词中不仅把写景、抒情、议论溶为一炉，而且把幻想和现实，过去和现在自然地结合在一体。其内容之丰富，意境之高远，气势之恢宏，在词坛上也是空前。清代徐釚称这首词道：“自有横槊气概，故是英雄本色。”
曾有“幕下士”将苏词与柳词（柳永的词）比较：“柳中郎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7可见，“豪苏腻柳”差别之大，人所共知。如果说在婉约词时代，作品单纯地呈现“阴柔美”的话，那么，自苏轼创立豪放派，引导美学上的阳刚向上一路，这就在词的领域里开始“阳刚美”与“阴柔美”双峰并峙局面了。
历来有“词至苏轼，其体始尊”之说。所谓“体”，即词的体裁、形式，所谓“尊”，即形象地位的尊贵、尊严、高大。苏轼之前，词创作是按谱填词，或倚声填词。词也就成为在声韵、句式、对仗、结构等方面都有着严格规范的音乐文学。词家构思创作，都严格地遵循着这一艺术要求。苏轼创作，打破了这一僵化的形式的束缚，在当时着这是一场历史性革命。倡导词“别是一家”之说的李清照就批评他的词是“句读不茸之诗”。不协音律，其实，这正是苏轼词的独特之处。而晁无咎（即晁补之）却独具慧眼，称：“东坡居士词，人多谓不谐音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8一语中的，苏轼天性豪放，不拘行迹，不喜剪裁音律，是其思想本性。他自己曾说自己的文章：“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9词也是一样，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与表白，因此清人总结道：“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婉绮丽为宗，至柳永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10南宋词人陆放翁也评曰：“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 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二、 行云流水，清旷放达，超尘拔俗。
营造旷达超俗的意境是苏词的又一风格。苏轼在这类旷达词中通过清空疏旷的艺术格调，凸显自己超尘拔俗、通脱不羁、达观开朗、高洁独立的品性。所谓清空疏旷，即采用清幽旷远、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创作法则，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制造超逸空灵的意境，以达成含蓄蕴藉、意在言外、余韵无穷的效果。前人评苏轼，赞其“无一点尘俗气”“具有神仙出世之姿”都是围绕苏词清空疏旷的美学原则来论断的。
苏词在创造空灵悠远的境界时，在词中多用比喻、象征、拟人、烘托等抒情手法。渲染出旷放之境。在苏轼看来，词不仅是情感的载体，而且也是人生哲理的宣言。这种表现功能的转变也就必然引起表现手法的变更。即在保持传统手法的同时，增加词叙述论文的成分，将抒情与说理统一于一体。情是词的基础，理是词的美的升华，二者互为表里。
我们可以通过示例来体会一下。如《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当时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因为与朝内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和，自求外放至此处，政治上甚是失意。并且与在齐州（今山东济南）任掌书记的胞弟苏辙分别已有七年不得相聚。中秋之夜，对月抒怀，故有是作。词上片由中秋赏月起兴，引出“天上宫阙”、“琼楼玉宇”、“乘风归去”的奇思遐想；但又恐“高处不胜寒”，还不如就在人间“起舞弄清影”。想出世却又无法超然出世，表现他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下片对月怀人。词人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月的圆缺与人的离合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由望月转到怨月，进而又替月开解，最后从宇宙人生本不完美的认识之中获得解脱，以共赏明月作为心灵的慰藉。全词构思奇丽，笔调洒脱，情理兼胜，千百年传诵不衰。胡仔称曰：“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而苏轼的另一首《定风波》则又别具旷境：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雨道中不狼狈而窜，斜照相迎也是预料中事。通过对生活小事的描绘，表达出诗人不计得失、一切听任自然的超旷哲学。这是一种类似于禅宗之“悟”的思想境界，说明苏轼在抵御外界困扰时，常常是通过调整内心、升华自我来实现的。苏轼对放达、超尘拔俗的美学境界的追求和对旷达人生的陶醉和热爱，于此可见一斑。
三、推陈出新、神韵悠远、情真意切。
苏轼的词作一共约有三百四十多首（见朱孝藏编校《东坡乐府》），其中除了豪放、旷达之作外，还有一大部分婉约词，同样是神韵悠远，读来令人回肠荡气。但同是婉约词，苏词却有所不同。
首先，内容新颖是苏词的一个主要特点之一。苏轼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的独特性，决定了他必然要在传统婉约词的基础上给词注入新的活力。传统婉约词是以言儿女之情为主，其作用是为了娱乐遣兴。苏轼却一反常调，“以词为诗”，打破诗词畛域，凡能入诗者皆能入词，将诗歌所表现的内容移之于词，使词不仅可以言情，而且可以明志。社会人生，自然风物都可表现出来。苏轼之前，一般文人词的淡淡忧伤，皆是承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悲愁念忧的情结，很多都是无病呻吟之作，并没有或者少有坎坷人生的肺腑之言。苏轼则不同，他在词中融入了个人高旷的胸襟，浑厚的思想经历，使词更贴近了生活与时代的脉搏。
例如他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一首悼亡词。苏轼以平易质朴的语言，写对离逝了十年的亡妻的哀思，感情极为真挚。上片写作者对妻子王弗的思念，生死之隔，千里之遥，有无限凄凉却无处倾诉，“纵使相逢”，也由于自己“尘满面，鬓如霜”，而不能相识了。既写出了千里孤坟的凄凉，也写出了生者人世的辛酸。下片记梦中还乡，王弗还像往昔一样正在“小轩窗”前梳妆，二人“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此情此景，哀惋欲绝，读之催人泪下。词的结尾设想王弗在黄泉之下对自己的怀念，感情深切地表现了心中的悲恸。全词虚实相映，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前人未所能及。
再看他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苏东坡贬谪黄州时，其好友章质夫曾写《水龙吟》一首咏杨花，苏轼便也和了一首寄给了他，即是本词。词中苏轼借咏杨花，书写思妇幽怨缠绵的情思，委婉悱恻，人花互映，亦花亦人，情为景生，景缘情造，极富感染力。末尾一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干净利落，余味无穷。王国维曾以此词对比章质夫的《水龙吟》称：“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16足见苏轼婉约词之新奇独特之处。
此外，同是婉约词，苏轼追求另一种清新优雅的审美情趣，体现出一种如诗如画的艺术美感。如“清丽舒徐，高出人表”○17的《洞仙歌》（冰肌玉骨）；如高雅典重的《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等等。还有一些描绘农家田园蓬勃生机的如《浣溪沙》（簌簌衣襟落枣花），写寂寞孤鸿渲染幽凉意境的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等。苏轼沿着传统婉约词的创作发展变化，推陈出新，这是对题材艺术美的改造。
综上来看，我们不能只单方面地以豪放或者疏旷来概括苏词的总体风格，因为苏轼在豪放与婉约这两方面的词作，都高于唐宋以来的历件作品。因此确切来说，只能用风格多样化来概括苏轼词的主导风格。
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作家。他词的创作，使词的发展史出现了最高峰。其文学成就引起当时和后世学者的普遍重视。后世许多著名文人都深受其影响，如南宋的陆游、辛弃疾，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陈维崧、查慎行等，都是明显受到苏轼影响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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